“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最近一段时间，一群“唐朝小胖妞”火遍全国。当她们手舞足蹈，借助高科技手段穿梭于古老画卷和国宝文物之间，犹如铺展开一幅幅唐代人的生活画卷，激荡出的浓浓烟火气在网友中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一时间，盛唐文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与此同时，正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办的“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别出心裁地将唐诗与文物串连在一起，为今人了解唐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的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唐朝，但与此同时，我们自诩熟悉的唐朝，其实是一段面目模糊的历史。大唐之后，无数文史学家从唐诗典章中打捞起散落在浩瀚历史中的唐人生活碎片，让我们得以找寻唐以来1300多年的文化脉络。正是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唐诗，让唐代的历史形象愈发生动、丰满起来。

　　神童

　　童子科的存在让唐朝成为培养“神童”的沃土，但与此同时，以背诵为主的童子科因为“恐成侥幸之路”和泯灭“幼稚良心”，也一直是当时朝野上下争论的话题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连蒙童都能背诵的唐诗，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年仅七岁时写下的。然而，就在我们为诗人的“幼慧”心生感叹时，却不知同为“初唐四杰”的杨炯“十岁及第，待制弘文馆”。在今天看来，这两位诗人堪称“神童”的典型，然而置身唐朝的大背景下，他们甚至都无缘后人为唐代“神童”所撰写的榜单。唐代的“神童”究竟有多“神”？

　　明代嘉靖年间的胡侍在其收录于《四库全书》的著作《真珠船·卷六》中列有“幼慧”一条，专门记载了唐代的神童，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如李白、杜甫、王勃；也有不少唐代知名的宰相，如权德舆、张九龄、刘晏。文中写道：“唐世幼慧者最多……王勃九岁作《汉书指瑕》，十三作《滕王阁序》……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三能文史……”唐代缘何“神童”辈出？唐文化研究者师永涛在其新著《唐人时代》中认为，还要从科举制度中寻找答案。

　　书中提到，唐朝有一个面向神童特设的“童子科”，要求十岁以下的应试儿童能够熟练背诵“九经”中的一种。应试时，每部书选十篇背诵，全部背出者授官，背出七篇以上者，给予进士出身。童子科的存在让唐朝成为培养“神童”的沃土，但与此同时，以背诵为主的童子科是否存在使幼儿凭小聪明获官的可能，也一直是朝野上下争论的话题。唐肃宗宝应年间，礼部侍郎杨绾以“恐成侥幸之路”奏请罢废童子科，但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直至南宋末，礼部侍郎李伯玉上书“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童子科才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唏嘘，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从古至今从未改变。唐人对“举神童”的向往在今天已转化成“赢在起跑线上”，摧残着孩童的“幼稚良心”。

　　与后世理解的科举就是“八股文”不同，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当繁杂，这一点从“童子科”的设立就能看出。根据《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唐代名目繁多的考试内容包括考治国方略的“秀才科”，考《大唐开元礼》的“开元科”，考《春秋》的“三传科”，考“三史”的“史科”，考法律条文的“明法科”，考书法的“明字科”，考数学的“明算科”，以及考杂文、帖经、策问的“进士科”。直到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进士科才成为唯一的取士科目。

　　考中进士究竟有多难？王仲荦在《隋唐五代史》中统计了唐代科举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至唐亡的进士录取人数，在有科举考试的279年里，共录取进士6762人，平均每次科考录取24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说法，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科考之路如此艰难，仍有人尽其一生在参加科举。

　　对于下层士人来说，科举不但是使自己跃入龙门的必经之路，还能为家庭带来实际利益。根据武汉大学教授尚永亮所著《诗映大唐春》一书的说法，一旦金榜题名，士子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去赋役等义务。难怪晚唐诗人李频在《长安感怀》诗里就带着一种茫然的口吻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应举》中写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

　　从唐玄宗开始，诗赋代替杂文成为进士科考题的三项内容之一，这一变化直接促成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局面。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全唐诗》里找到唐人科举考试的同题诗——那些以“赋得”二字开头的，且为五言六韵的多是。“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就出自诗人钱起在德宗贞元十二年的省试试题。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科举考试还承袭了一部分始于东汉的荐举制度，即在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可向主试官推荐人才，并参与决定名单名次，谓之“通榜”。应试的士子多将自己平日的诗文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称为“行卷”。几乎所有参与科考的唐代诗人都有过行卷的经历，就连“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不例外。李白在他的自荐书《与韩荆州书》开头就写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杜甫则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极力吐露自己多年困居长安求仕的心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田居

　　对于唐朝人来说，远离喧嚣、战乱的平和田园生活是一种心灵的信仰。他们用诗歌记录下这样的生活，留存于历史，更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

　　白居易有一首题为《朱陈村》的乐府诗，讲述了自己路过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时所看到的场景。诗里写道：“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土地，不仅承载了唐朝普通农家从扎根到繁衍、从繁衍到鼎盛的梦想，更安放着一种浸透心灵的平和与宁静。让唐人世代相守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壤呢？

　　唐代继承了北魏、隋以来的均田制，将土地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通典》记载，唐代只有18岁以上男子才有授田资格，一名成年男子可以获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合计为唐制的一顷土地。初唐和盛唐时期，得益于均田制，唐人的生活和状态丰满无比，“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的安稳生活，在唐诗中宛如一幅静止的画面，留存于历史。

　　王维在《渭川田家》中记录了自己在京畿渭水边看到的农村：“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村庄，归牧的牛羊涌进村巷中。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孙儿，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望他归来。在野鸡的叫声里，小麦已经抽穗，蚕即将吐丝。陆续荷锄归来的村民彼此打着招呼，说着家常。此情此景，让诗人惆怅之余不禁吟起《诗经》中的“式微，式微，胡不归？”

　　事实上，史籍中所记载的唐代村庄，从一首我们都熟知的唐诗中就能得到印证，那便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唐朝广泛的中外交流，待到唐中后期，皇家或民间的园圃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动植物舶来品，其中就包括来自西域的葡萄和水仙，以及来自南方的菩提树和莲花。专门研究唐朝舶来品的西方汉学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还提到了七世纪康国（撒马尔罕）向唐朝进贡的“金桃”，根据书中的说法，这种将桃树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的生产技术，连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都知晓一二。

　　在师永涛看来，远离喧嚣、战乱的平和田园生活是唐朝人一种心灵的信仰，唐人因此写下大量的田园诗，来表达他们对于田园的眷恋。事实上，即便是在嘈杂如今日的21世纪，许多人依旧怀有归园田居的梦想。中国人对于田园、小舟、流水和农人的情感眷恋，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另一方面，田园安放着一种浸透心灵的静。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来源于对安定生活的向往，更来源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到了文人那里，这份向往和渴望便化作读书山林式的“归园田居”生活了。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就一生读书、生活于山林之中。《诗映大唐春》中提到，孟家位于襄阳城外，其宅园叫涧南园。诗人在《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这首诗中，就非常自得地留下这样几句话：“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至于孟浩然为什么选择襄阳定居，自有一番道理。据《后汉书》记载，襄阳城外的鹿门山是东汉后期著名隐士庞德公的栖隐之所，诗人在《登鹿门山怀古》中写道“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便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一生读书山林、从未踏足官场的孟浩然，与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何等相像。这份风流倜傥和洒脱不羁就连李白都艳羡不已。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还写过一首《赠孟浩然》的诗，诗中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对这位比他大十余岁的朋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农业的富足，不仅是唐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的根本，也是唐朝全盛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大量的粮食作为国本，唐代的军队进取、诗歌天下、文艺复兴以及手工业的繁荣都不可能出现。

　　唐代三百年的国运与农业息息相关。为了维系这一国本，在唐前期的130多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加之筒车、曲辕犁等灌溉、耕作“利器”的发明，中原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待到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年间，仅粟米一项的全年缴纳量就达到740余万石。朝廷将隋朝建在洛阳的含嘉仓重新建设，将长安以东的粮食全部存放于此，再逐步向长安的太仓转运。天宝八年，全国主要粮仓的储粮总数为1266万石，其中含嘉仓储粮583万石，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粮仓”。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盛唐时期的农业富足，从杜甫的《忆昔》一诗中可见一斑。但此后，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兵后一路直奔洛阳，或许就因为那里存着帝国一半的粮食。史书不曾记载含嘉仓的粮食唐人是怎么处理的，但《唐人时代》分析认为，它们应该落入了安禄山之手，否则安史之乱不可能维持八年之久。

　　在农业社会里，粮食是生命的本源。史学家常说安史之乱消耗掉了唐帝国的“元气”，这种“元气”如果实物化，那便是粮食。

　　婚嫁

　　新郎高声朗读催妆诗，催促新娘出门完婚，或许是今天“堵门”习俗的前身。大唐诗歌之盛，生活之雅，从“催妆以诗”中就可见一斑

　　“临川八大家”之一的杨志坚曾写下一首《送妻》诗，以此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诗中写道：“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意思是说自己痴迷读书，有所成时已两鬓斑白，之所以贫寒，只因年轻时没有求取功名，希望以“资而不充”向他索要休书的妻子能念及旧情，如若去意已决，今后两人便只能形同陌路。

　　这场离婚官司的结局是，时任刺史的颜真卿认为这个女子嫌贫爱富，“侮辱乡闾，伤风败俗”，虽然准其改嫁，但判处二十大板。今人普遍认知的“唐代对于婚姻和女性持有的开放态度”在这一事中便有所体现，不过这种开放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昙花一现，唐以后，“节妇烈女”的观念开始大行其道。

　　唐人在婚礼礼仪上是按照《礼记》第四十四篇《昏义》来进行的。之所以叫《昏义》，是因为古人都是在傍晚黄昏时分举行婚礼，“婚姻”的“婚”字就来源于此。不过今天，大概只有南方地区依旧延续着“昏义”的传统，大多数北方人都将婚宴安排在了正午。由此可见，晚上办婚礼并不存在什么“不太好”的说法，而是汉人婚嫁习俗的正统。

　　结婚当天，有官身的人家，新郎可以假借穿父亲有品级的官服；老百姓结婚，新郎可以假借穿绛色公服，也就是九品官员的暗红色官服。后世将新郎叫做“新郎官”，就是源自新郎在成婚之日可以假借官服来穿。新娘的礼服也有规格可循，其中老百姓家的新娘穿的是青色的大袖连裳。可以想见唐代的婚礼，男着红，女着绿，我们现在所说的“男红女绿”应当与之也有关系。

　　迎亲的队伍到了新娘家后，唐代的娘家人也要为难一下新郎，唤之“催妆”——新郎或者伴郎要高声朗读催妆诗，催促新娘出门乘车，去新郎家完婚——这或许是今天“堵门”习俗的前身。《全唐诗》里收录了许多催妆诗，例如中唐诗人陆畅身为伴郎，在唐顺宗女儿云安公主出嫁时吟诵的“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催妆以诗，大唐诗歌之盛，生活之雅，可见一斑。

　　《全唐诗》里还有一首催妆诗这样写道：“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说的是一个叫卢储的进士在向大臣李翱行卷时，文章恰巧被李翱的女儿瞧见。后者遂心生仰慕，而那卢储不但当上了朝中大臣的女婿，还在次年状头及第。所谓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非此莫属。

　　在唐代的“六礼”中，“纳征”演变为“送彩礼”一直延续至今。值得玩味的是，唐人“纳征”也和今天一样，存在索要天价彩礼的陋习，其中以士族嫁女尤甚。太宗李世民就特别瞧不起那些士大夫，称其“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如同商贾做生意一般。为了遏制士族嫁女广索聘财的陋习，高宗李治不得不下诏书强行规定士族彩礼的额度。

　　婚闹陋习在唐代同样普遍。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里就记录了一起“闹洞房”导致的人命官司，说的是在甲的婚礼上，乙、丙二人联合起来捉弄甲，将其塞进一个柜子，笑称关押囚犯，甲因此窒息而死。乙、丙二人被判了鬼薪之刑，即给地方寺庙砍柴三年，作祭祀鬼神之用。

　　门阀士族同样为唐代的婚嫁陋习“贡献”了一己之力。那些发源于东汉的门阀士族，直到唐后期依然固守传统的家门风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贵，只和与自己有着同样显赫家世的望族通婚，甚至连皇族都不屑一顾。开成年间，唐文宗想给宪宗的两位女儿各找一个士族下嫁，后者推三阻四，文宗因此悲愤道：“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唐之后，延续了800年的门阀士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门当户对”的婚嫁观念却一直留存至今。

　　既然门第观念普遍存在于唐代各阶层人士的心中，那么文人在诗文中表现这些观念也就是不足为奇了。在尚永亮看来，唐朝仕途由婚姻所起的作用就在于裙带之风，在于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风气。这一点在我们所熟知的《西厢记》中就有所体现。

　　《西厢记》的前身是唐代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中的男主角张生，据说就是元稹的化身。而他之所以舍弃发妻，另选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女儿韦丛为妻，就是因为韦家对元稹的仕途升进更为有利。当时民间流传着“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元稹在《梦游春七十韵》中所写的“高松女萝附”，就是意谓自己像一根藤蔓那样攀上了韦家那棵高松。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韦门“甲第涨清池，鸣驺引朱辂。广榭舞萎蕤，长筵宾杂厝”。势大如此，也难怪元稹会弃莺莺而攀韦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