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万里长江上最险峻、神奇的峡谷，孕育出丰富的文化遗存，被誉为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我国对三峡库区文物开展的抢救性保护，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保护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文物保护工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调查发现，20多年来，抢救性保护的20余万件三峡文物不少仍在“沉睡”，后续研究挖掘不足，部分重要的文化旗帜已鲜为人知。

　　不只是三峡文物，由于“重保护、轻研究”“重保护、轻转化”，长江文化资源普遍存在“沉睡现象”，亟待构建系统性研究和创造性转化的长效机制，唤醒“沉睡”的长江文化资源。

　　三峡文物不少仍在“沉睡”

　　三峡库区文物抢救性保护期间，全国200余所机构的数千名文物工作者参与，共1100余处文物得到保护、约25万件（套）文物安全出土。

　　然而，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后，由于后续深度、系统的文化学研究欠缺，不少文物仍在“沉睡”。

　　“20多年过去了，部分三峡文物的研究报告还没出来。”重庆文化界一位见证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的退休干部说，当年抢救性保护的文物中，三峡博物馆和三峡库区部分区县博物馆展示出一小部分，白鹤梁、张飞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利用情况较好，另外相当多的文物仍在“沉睡”中。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涪陵、忠县、奉节等三峡库区区县博物馆看到，大量抢救性发掘出的文物堆放在库房里，有的甚至已在库房存放20多年。

　　一位三峡库区区县博物馆馆长指着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陶罐说：“对这些有价值的文物深入研究，就能揭示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但很遗憾，由于基层没能力没条件，研究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多名三峡库区区县文保中心、博物馆负责人也表示，当年抢救性发掘时间紧、任务重，不少文物出土后就直接移交给地方，区县没能力没条件研究，大部分文物只能堆放在库房。

　　不仅如此，当年抢救发掘出的最具价值的三峡文化旗帜，也已鲜为人知甚至销声匿迹。

　　如，中坝文化遗址是国际认可的世界最早制盐遗址，被誉为“大地史书”，名列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大溪文化遗址则是我国重要的原始社会古文化遗址之一，被誉为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然而，二者由于长期研究提炼不足，如今的知名度、关注度与其历史地位极不匹配。

　　“大部分文物只是‘捡起来了、锁起来了、关起来了’。”重庆一位资深考古工作者直言，当年国家对三峡文物的抢救性发掘高度重视，但后续的研究挖掘没能跟上。

　　如今，三峡库区经济社会重构已基本完成，各地正在努力推进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

　　重庆文旅委正在推动建设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群，将奉节白帝城、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等考古遗址联合打造成旅游区；涪陵将白鹤梁“石鱼出水兆丰年”等文化元素融入农民丰收节活动中；万州则重点打造三峡文化园，将川江号子融入文化演出中；“诗城”奉节依托厚重的诗词文化打造实景演出“归来三峡”……

　　尽管当地政府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但文化资源转化利用不足等问题均不同程度存在。记者行走在库区大部分区县，依然较难寻觅到具有三峡特色的巴文化、水文化、诗词文化等文化元素。

　　多位基层文旅部门负责人坦言：“有时并不是我们拥宝不自知，而是研究提炼工作推进缓慢，很多文化符号的内核，以及哪些元素可以转化都还没有明晰，基层也是力不从心。”

　　“沉睡”的不只是三峡文物

　　“沉睡”的不只是三峡文物，在长江沿线各地，处于“沉睡”状态的文化资源并不鲜见。

　　“对文物的发掘、保护很多，对文物研究、提炼、转化太少”是许多文化研究人员的共同感受。

　　“当前国家对文物发掘支持力度很大，但后续研究阐释却没专门人员、没精力搞，考古项目负责人往往还没来得及整理研究，新的发掘任务又来了。”安徽一位从业二十多年的考古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与三峡文物命运相似，承载着中华千年文脉的古籍瑰宝，也大部分在库房“沉睡”，活化利用不足，被戏称为“文渊大库，一锁了之”。

　　不少古籍保护和研究人士对古籍“沉睡”的现状感到遗憾——大量古籍保护单位不具备面向公众开放的功能，所藏古籍只能锁在库里；大量古籍还未进行数字化，每借阅一次就是一次损坏，出于保护考虑，一些古籍保护单位不愿借阅……

　　“电子版可以无限制传播，但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做学术研究看大量古籍都是通过电子版来看，普通公众很难有机会看到。” 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汪长林说。

　　目前，我国只有很少部分古籍实现数字化，且对外公开不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说：“哈佛大学2017年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古籍实现了彩色版数字化，且可以在线浏览和下载，而国内古籍数字化做得更早的上海图书馆不对外公开，且是黑白版。”

　　“古籍需要整理活化，不是摆在那里，公众就能知道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石梅以她整理的《袖珍小儿方》十卷解释说，“一方面，古籍有很多生僻字，而且没有标点，公众很难看懂；另一方面，古籍背后的故事、传递的价值、当下的作用，需要我们去考据研究，再向公众传播。”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韦力等专家说，现在全国按照分级保护制度对古籍进行管理，其中，国家级珍贵古籍的整理活化做得最好，但这部分古籍占总量的比重很小，相当于金字塔尖；省级珍贵古籍其次，有些省份的省级珍贵古籍保护工作出现断档，继多年整理推出第一批省级珍贵古籍后，迟迟不推出后续的第二批、第三批。

　　构建机制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

　　我国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重保护、轻研究”“重保护、轻转化”问题，是文化资源“沉睡”的根源所在。

　　要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是构建系统性研究和创造性转化的长效机制。

　　有专家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相关机制，在文物发掘后尽快组织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挖掘文化内涵、特征和典型符号的工作，并对研究团队、研究时间、研究成果发表做出具体规定，找准文化的根与魂，为传承转化和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文化资源转化利用。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幸军、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等干部和专家建议，在对文化资源深入研究提炼的基础上，国家层面可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全面整合资源力量，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比如，推进三峡库区进一步将文化元素浸润到城镇建设、群众日常生活中，如建设文化公园、古建筑群等，在学校教育、大众文化活动中纳入传统文化元素等。

　　“在古籍方面，数字化是解决保护与转化利用矛盾的根本技术方法。”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杜鹃等专家建议，当前国内古籍数字化程度较低，例如四川省古籍数字化的比例仅约为千分之五，可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推进古籍数字化进程。

　　同时，探索古籍价值诠释、展览等各种活化方式。古籍保护单位不具备接待公众阅览职能的情况下，可以用定期公开展览的方式展出馆中珍贵古籍，另外让古籍走进校园，用教育手段从根上解决文脉传承和弘扬不足的问题，吸取传统文化精髓。

　　基层党委政府转化发展文化资源的责任仍需进一步强化。多名文化界专家学者建议，对基层党委政府建立转化发展文化资源的刚性指标和考核要求，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其建立人才培养引进激励制度，加大对传统文化传承、转化等项目扶持力度，推动传统文化与文创、旅游、生态建设等相融合等。

　　（参与记者：许晓青、童芳、冯源、蒋芳、王贤、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