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向历史纵深的探索拓展。中国考古学以严谨科学的理论方法，扎实可靠的出土资料，不断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信史的时间点向前推进，刷新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

　　考古学将中国史前史的轴线延伸到200万年前 

　　根据陕西蓝田上陈、河北阳原马圈沟、重庆巫山龙骨坡、云南元谋上那蚌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华大地上在200万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距今100万年前古人类已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北京周口店、河北阳原泥河湾、陕西蓝田公王岭、湖北十堰曲远河口等地的发现最具代表性。中国这些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已经具有铲形门齿、阔鼻平脸等某些后世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打制石器工具和用火是这个时期先民的文化成就，中国广大地区发现的石器基本属于砾石—石片传统，与欧亚大陆西部的阿舍利手斧传统有明显区别。

　　近年在广西崇左智人洞、湖南道县福岩洞和河南许昌灵井等遗址，都发现有大约距今10万年的人类化石，已经初具“现代人”形态，又承袭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群的某些特征。由此中国学者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人类演化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人”主要为本土连续进化，与来自亚欧西部和北非的人群有过血缘交流。大约距今5万年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出现的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已经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石器技术精细化，发明了弓箭、骨针、磨盘等新型工具，有了装饰品、雕塑、刻画符号，出现了墓葬，表明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有了原始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考古学将中国农业发展史的轴线延伸到1万多年前 

　　中国的水稻农业1万多年前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见于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浦江上山和义乌桥头等遗址，距今9000年后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距今6000年后向华南、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扩散。中国的黍、粟旱作农业1万多年前发源于华北地区，最早见于北京东胡林等遗址，距今8000多年后扩散到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大部地区，距今5000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登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4000多年到达新疆地区。可以说，距今8000年后“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多年后黄河、长江流域已经以农业为主。距今4000多年后从西方传入了小麦，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五谷加上猪、牛、羊等家畜以及中草药，为中华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基本的健康保证，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准备了良好条件。

　　相对定居是农业的前提，农业发展反过来促进定居和房屋建设。中国在大约1万年前，已经在上山文化中出现斧、锛、凿等磨制的木工工具，主要用于加工建造榫卯木结构房屋建筑，开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稳定农业发展也为易碎陶器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虽然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陶器已有2万年的历史，但陶器种类增多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活用器，主要是在大约距今1万年农业出现以后，中国成为史前时期世界上陶器最发达的地区，并在后来发展为陶瓷大国。

　　考古学将中华文明起源史的轴线延伸到8000多年前，将中华文明史的轴线延伸到5000年前 

　　距今8000多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成年男性大墓中，随葬骨规形器、骨律管（骨笛）等可能用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中国天文学已初步产生。稍后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白陶上的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飞龙纹等图案，代表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和龙凤观念的形成。贾湖大墓还随葬装有石子并刻有字符的龟甲，当与用灵龟占卜和八卦象数有关，大体同时期的浙江义乌桥头、萧山跨湖桥等遗址，出土了阴阳爻卦画符号和数字卦象符号。河南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都有专门的土葬墓地，随葬物品且实行墓祭，体现出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分区分组、排列整齐，当为现实中重视亲情人伦和社会秩序的反映，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族葬习俗。贾湖、裴李岗等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内蒙古敖汉兴隆洼和辽宁阜新查海等史前环壕村落，房屋排列整齐，中心有仪式性大房子，发现有龙形堆石、獠牙兽面龙纹等，精美玉器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工。总体来看，裴李岗时代中国各地已经出现较为先进的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字符、音乐知识等，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距今6000年左右进入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出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在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等大型聚落遗址，出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和随葬玉石钺的大墓，墓主人可能为掌握军权的首领人物，在河南汝州阎村的一件陶器上还彩绘了具有战争纪念碑性质的“鹳鱼钺图”。这表明战争成为日常大事，社会日趋复杂，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在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影响下，中国大部地区交融成一个颇具共性的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同时或稍晚，中国大部地区也加快了文明化进程的步伐，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地出现了随葬数十上百件陶器以及玉石钺等的大墓，在辽宁凌源牛河梁开始修建“女神庙”和大型祭坛。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的地区已经正式进入文明社会。距今5000年之前，黄河中游出现了面积百万平方米以上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和河南巩义双槐树聚落，在两个聚落都发现有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在河南荥阳青台、汪沟遗址还出土了丝织品。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宗教中心臻于极盛，形成规模庞大的“庙、坛、冢”组合建筑，随葬精美玉器，彰显了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长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座大墓就随葬玉器200多件，包括中心有八角星纹的“洛书”玉版、玉鹰等天文重器。距今5000年以后，在长江下游出现了举世瞩目的良渚区域文明。良渚遗址的宫殿区、内外城垣以及十数座高、低水坝等水利工程，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需要国家力量才能修建完成；良渚大墓随葬数百件玉器，尽显权贵的崇高地位。与良渚文化同时，在黄河中游有数百万平方米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在黄河下游有山东滕州岗上、五莲丹土、济南焦家等数十万平方米的城址，南佐遗址宫殿式建筑规模宏大。长江中游也是古城林立，包括面积百万平方米以上的石家河古城。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或许稍逊于良渚文化，发展模式也彼此略有不同，但都已经进入初级文明社会或者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考古学将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信史的轴线延伸到3000多年前 

　　距今3300年左右的河南安阳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晚商史。以此为基点，考古学家推定郑州商城等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都邑始建于距今3800年以后，有宫城、数十座宫殿以及各种官手工业作坊，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成为当时最高级别的中心聚落，对中国大部地区产生了深刻的辐射影响，中华文明从此步入成熟文明社会或者王权社会阶段。更早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河南中部的王湾三期文化曾经南下大范围取代长江中游等地的石家河文化，这一文化巨变很可能对应古史记载的“禹征三苗”事件，夏代早期的历史也因此得以基本确认。在夏代早期前后，黄河中游还存在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和神木石峁等多处数百万平方米的地区性中心聚落，河南、山东等地也出现了许多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由此前溯，我们甚至有可能利用考古学解开三皇时代的历史谜团。

　　回首百年以前，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被严重质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适逢其时，以探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源头为己任。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终于揭示出中国是世界上直立人最早的分布区和现代人起源地、农业起源地、陶器起源地、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文献记载的地区之一。这些考古成就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全球人类起源史、文明发展史有重大意义，而且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坚实的科学依据。

　　（作者：韩建业，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