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调解的办法解决纠纷，避免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大大节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工商联主席赵其法作为调解员，成功调解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500万元的商事纠纷，当事双方对此十分满意。

　　纠纷解决，源头根治方显成效。上世纪60年代由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实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有效解决基层各类矛盾，取得良好效果。步入新时代，浙江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建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让城乡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

　　作为经济大省，近年来浙江民商事案件及执行案件总量居高不下。2015年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浙江各级法院收案总量长期居全国前三位。与此同时，专项编制有限、案多人少等现实问题，让浙江政法干警超负荷工作成常态，既影响案件办理质量与效率，也不利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纠纷解决的一般规律是越往后端风险越多、难度越大、程序越繁、成本越高。”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沈智深说，考虑现实情况，浙江决定探索实践诉源治理，建立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引导当事人选择最合乎实际、对自己最有帮助的方式解决矛盾，提升纠纷解决效率，更好保障当事人权益。

　　经多方调研，浙江于2019年上半年出台《关于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意见》，全面部署开展诉源治理工作。《意见》明确，浙江诉源治理的特色是由党政领导、政法主导、社会协同、多方参与、齐抓共管，并把治理领域从民事诉讼扩大到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领域，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诉前、化解在源头。为进一步控制诉讼增量，浙江通过加大虚假诉讼打击力度、严格规制滥诉行为、深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等举措，推动诉讼纠纷得到切实化解。

　　诉源治理难点在基层，如何将矛盾化解在群众家门口，考验着基层治理者的智慧。不久前，绍兴市上虞区梁湖街道的陈女士前往区法院起诉离婚。根据区法院与街道达成的诉源治理方案，这起离婚诉讼由法院前置分流至梁湖街道矛盾调解中心。仅用48小时，调解员便圆满化解纠纷，陈女士心里的“疙瘩”迎刃而解。

　　“老百姓借助司法途径，不仅希望得到法律上的结果，更注重纠纷快速有效化解。”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凯介绍，街道探索的诉源治理模式，将多元解纷融入在线平台，借助“法官+调解员+律师+网格员”的调解团队，让一些因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闹上法院的案件，可以不出村、不出街道就能调解完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