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陈青青】编者的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风云跌宕。这70年，香港社会同样经历沧桑巨变。两者之变息息相关，有互相扶持，更有相得益彰。在10月1日国庆节到来前夕，《环球时报》记者对话老中青三代香港人，听他们回忆与祖国共同走过的点点滴滴。他们的成长和生活背景迥异，但都是中国过去70年风云事件或特殊时代的亲历者。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个时代香港与内地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更能感知那种永远无法割舍、血浓于水的情怀。

　　偷偷收听开国大典的抗日老战士回望1949——

　　“我们香港终于也有祖国保护了”

　　谈及香港奋斗和解放的历史，曾参与过抗日战争、亲历过从新中国成立到香港回归半个世纪风云的香港老战士林珍，或许是最具发言权的人之一。1941年底，在日本彻底攻占香港时，林珍年仅6岁。两年后，她加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为抗日队伍中的“小鬼通信员”。“一个小女孩，挎个篮子跑跑跳跳，别人不会怀疑”，利用年纪小不易被察觉的优势，林珍在游击队之间传送情报。

　　当时，年幼的林珍不懂什么“反法西斯斗争”“民族独立”之类的大义，只是觉得自己为保卫香港尽了一份力。“那时我就常想，要是有一个祖国保护我们就好了，香港人就不会再受欺负了。”林珍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在战争和动荡的年代，失去祖国庇护的香港人是“最受难的”，不仅在“日据”时期饱受日本人欺凌，港英当局也禁止一切含有民族独立色彩的进步活动，连在晚上教工厂女工读书识字都会受到严厉惩罚。

　　那时的林珍和许多港人一样，日夜期盼着北方胜利的消息。“在我就读的中学，一直有很爱国很进步的老师，他们偷偷给我们讲北方解放战争的形势，用收音机给我们放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歌曲，甚至教我们毛主席的诗词‘百万雄师过大江’。但在当时港英当局统治下，这一切都只能悄悄在暗中进行，而我们每一天都在心里默默却热切地期盼着最终胜利的消息。”林珍说。

　　林珍至今还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老师悄悄带着她和其他同学去了当时香港的华侨酒店。“那时没有电视，他就拿了一台小收音机，和我们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消息。在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一刻，大家一下子跳了起来，又喊又叫，随后哭成一片。那是难以言说的高兴。很多人流着泪说，‘我们不仅打赢了日本鬼子，竟然还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从此以后，我们香港终于也有祖国保护了!’”今时今日，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这一切时，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几度哽咽。

　　然而，当时的香港仍在港英当局治下，祖国的保护对于大多数港人来说遥远而模糊。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林珍选择北上求学、工作，而当她再回到香港，已是1995年。林珍在那一年决定返港，一是出于落叶归根的朴素心愿，二是希望在家乡的土地上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瞬间。作为当年东江纵队最小的成员，她还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香港抗日老兵，跟散落于各地的他们在香港集合，共同迎接回归的大日子。

　　“1997年7月1日，我们400多老战士一起在香港北区的大会堂收看回归仪式。时隔半个多世纪，许多人已去世，活着的人也都一直没机会再见，可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盼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香港)回归祖国。所以当看到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们的眼泪止都止不住。”谈到这里，林珍再度泣不成声。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大会堂里少了音响，国歌放不出来。后来我们400人齐声高歌，一起唱完。回想50多年前，我们正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为自己摆脱奴役、争取民族独立而努力打气，现在我们终于唱着这首歌等到了这一天。那真是电影也拍不出的场面。”林珍感慨道。

　　回望大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林珍有时仍觉得香港能有今天好似做梦一般。用她的话说，倘若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和崛起，香港将不可能回到祖国怀抱和实现命运自决的梦想。“过去70年，香港每一刻都在分享着祖国的骄傲和荣光。”林珍说。

　　第一代港商追忆改革开放——

　　“希望他们能成为接力者”

　　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港商书写下的是格外浓重的一笔。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毗邻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让许多香港商人看到了机遇。他们第一时间带着资金、技术将制造业北移，从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开始，向珠三角其他地区迈进，参与缔造了后来的经济奇迹。

　　梁伟浩正是率先北上的港商之一，在珠三角，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东莞表业的启蒙者”。当时，梁伟浩和其他港商一样，不希望受制于香港有限的土地和工人短缺导致的成本上涨，在东莞兴办钟表公司，并陆续将相关产业链条从香港全部搬到东莞。

　　“祖国的发展和港商的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今天回望那段时光，梁伟浩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年，在东莞设立代加工工厂可以赚取稳定的加工费，由于正逢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红利，许多港商在东莞等地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成功听起来顺理成章，但过程并不容易。“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繁华都市，来到还是一片荒芜的东莞投资，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梁伟浩说，“那时东莞甚至很多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我们完全要靠自己来发电、打水。”他告诉记者，他的钟表公司刚成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代加工工厂，有两间厂房，做来料加工，技术含量和利润率比较低。

　　当年的梁伟浩并没有想到，东莞后来竟真成了“世界工厂”，而他的得利钟表公司也随之成长为“东莞制造”的代表。如今的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已经发展为一个年产高端钟表360万只，瑞士手表配件70万套，在瑞士拥有自己的制造工厂和工程技术中心，同时还拥有自己品牌的大企业。

　　“祖国的发展给了我们更为广阔的平台，而我们则扮演着连接内地和海外市场的桥梁角色。”梁伟浩说，中国的发展与港商的命运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命题下得以“互相成就”，“现在，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香港年轻人来我们东莞的工厂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香港人参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成为我们的接力者”。

　　从“板间房”走出的青年CEO谈新时代——

　　“没有中国崛起，就没有我的命运逆袭”

　　在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中，吴杰庄有些“另类”。他从板间房和公屋里走出，在今日阶层已严重固化的香港，有这样经历的企业家相当罕见，而改变他命运轨迹的正是本世纪初北上读书和创业的经历。在和《环球时报》记者交谈时，他屡次感叹，是中国崛起的时代洪流造就了自己命运的“逆袭”。

　　“我出生在一个板间房，也就是木板分隔的房间。一家四口挤在8平米不到的地方，还要和2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洗手间。我两三岁时，父亲申请了香港公共房屋，我们终于搬到一个不到20平米、距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公屋，直到我去上大学。”吴杰庄说。

　　吴杰庄从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2001年，刚从香港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不久的吴杰庄，注意到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那里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让他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吸引力。很快，他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到深圳做人脸识别技术的创业。“对于我这个年代出生在香港的人来说，发展机会和空间已经很小。香港的经济和阶层都已固化，几大家族财团也已形成，但内地的发展空间却非常广阔。”

　　2004年，吴杰庄再次做出一个当时港人罕有的选择——前往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吴杰庄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时香港各高校在人脸识别技术上已和北京有不小差距，尤其清华大学，较美国最先进的水平也不遑多让，想要开阔视野，北上就是一个必然选择。这个选择非常正确，两年的学习不仅让他攻克了技术难题，更让他与内地相关技术领域建立了联系。2006年，吴杰庄的技术中标，被应用在深圳罗湖口岸的通关过程中。不久，他的公司在美国上市。

　　每当谈及自己的成功，吴杰庄总会感叹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我的技术应用在罗湖，作为连接深圳和香港的关口，它已随中国的发展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繁忙的陆路边境口岸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内地和香港这样频繁的来往，没有近14亿中国人作‘基础’，仅凭香港700多万的人口总量，我创业的天花板要低得多”。

　　在个人梦想实现后，吴杰庄开始帮助更多香港普通年轻人改变命运。2015年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设想后，吴杰庄成立了一支创投基金，并搭建一个网络沟通平台，为更多想来大湾区实习、创业的香港大学生牵线搭桥。他说，今天大湾区广阔的市场、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蓬勃的经济活力，让更多香港年轻人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如果不是十几年前我有幸来到内地，今天我可能会和那些搞街头政治的香港青年一模一样。”吴杰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想让更多香港年轻人像我一样从国家的发展中切实感受到好处，我想让他们在珠海、深圳找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对国家有更多感情，也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真正融入中国崛起的大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