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古老中国跨入近代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由此相遇。从晚清到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历经跌宕起伏而又高歌猛进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当代价值,现代化的推进与文化需要,凝结为一个需要清晰梳理并明确回答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现代化何以可能?
1.历史相遇并守望前行
当立足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潮流,以强制性方式突入中华大地、裹挟着“天朝上国”踏入“现代化”发展轨道的时候,中西文化发生剧烈冲突,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面对汹涌而来、表现强势的西方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能否救亡图存的质疑声中,“国粹派”“西化派”“折中派”的主张与应对策略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客观上,起始于鸦片战争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构想行动,使绵延久远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刚刚启程的中国现代化在相互对视中,共同进入一条既要互为助力又难免间有阻滞、既要协调促进又必然存在矛盾的历史通道之中。
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抵御外辱、保国保种的历史任务面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作用渐显不支,中国现代化清理路障、辟出通道的努力亦显坎坷。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和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古老中国才走入一片新的天地,中国现代化方见转机、曙光初现。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中国现代化才算走上发展之路,中华传统文化亦迎来“重生”机遇。社会主义中国承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再经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直至实行改革开放、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之后,才真正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自相遇以来未曾达到的积极互动和相互支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平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发展动能,开拓出宽阔路径和美好前景。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助力与服务现代化的功能渐次增强,现代化也愈加需要传统文化为之筑牢民族根基。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提供的重大机遇中,正迎接挑战并乘势而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构中,使自身成为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性内容;中华传统文化愈加呈现出丰富充沛的当代价值,成为现代化深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大道,更需要打牢深厚历史基础,亟待传统文化予以助力并发挥积极引领与有效纠偏作用;现代化在为传统文化转型提供时代条件的同时,也肩负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责任。
2.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功能,愈来愈清晰呈现,其当代价值也不断彰显。
其一,以丰富政治智慧服务于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固然有过分褒奖之嫌,却也道出了孔子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智慧,其政治理论主张所具有的政治实践精神。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正己正人、选贤任能等,都是古人政治智慧的体现,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人注释为:“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彰显出德性对政治行为的作用、德治对国家治理的价值。“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为政当权者务必要行正身端。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固然有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局限性,但其贯穿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视。我们党从传统文化“民本”理念中汲取精华,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经江泽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直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疑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果与呈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政治智慧,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根基。
其二,以充沛价值思想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思想内容丰厚,在修身重德、贵和持正、守信践诺、敬职尽责、谦恭礼让、尚义勇为、仁者爱人等方面有充分体现。传统文化讲“信”重“诚”,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诚信即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传统文化崇仁、尚勇、举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义不为,无勇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具有深刻启示与现实意义。我们倡导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多与传统文化精神联通,从中可见传统文化传承至今的深远影响。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使之成为涵养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
其三,以正心修身理念作用于人的德性养成与素质提升。钱穆概括中国文化要义为:“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道德资源与正心修身理念,教人如何坚守道德底线、追求完美人格、增强责任意识。所谓正心修身,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是人之为人的存养过程。传统文化强调,人之为人,要“行己有耻”,因为“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需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既要有耻,还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正心修身是一种功夫,靠的是自律,且要善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人要恻隐、仁爱、忠恕、明理,“与人为善”。从“贵和持中”“心平气和”“家和万事兴”“和睦兴邦”中可见,“和”的观念辐射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从传统文化正心修身理念中汲取思想精华,通过教育引导、道德养成与行为矫正,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境界和综合素养。
其四,以完备人际规范促进社会和谐。中华传统文化对人际关系、人际交往规范、社会稳定和谐予以高度关注,积淀了十分厚重的理念资源。传统文化崇正,明确恪守正义规范,促进社会正气弘扬;立信,捍卫人际交往基本底线,确立诚信价值导向;尚仁,秉承仁爱交往理念,力戒社会冷漠和人际隔膜;重礼,营造祥和融洽氛围,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和合,追求和而不同交往守则,推崇尊重差异、和谐包容。传统文化强调,“义者,正也”“义者,宜也”“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里仁为美”“仁,人之安宅也”,要“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和谐”理念及一系列构建要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完备人际规范息息相通。在化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运行状态等方面,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广泛影响。讲礼仪、讲诚信、讲正义、讲仁爱、讲和合,对当今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仍然十分重要。
其五,以深厚民族精神凝聚华夏儿女共襄复兴伟业。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呈现出强烈的报国情怀与无畏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历来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强调“天下之本为国”,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精神和群体意识中,渗透在国民性格与人生态度中。对勤劳的倡导与推崇,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主调,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深厚持久的中华民族精神,把56个民族、14亿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夯实民族凝聚的基础,强化民族凝聚的动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同心同德,需要凝聚华夏儿女共同投身复兴伟业。民族精神的伟力不可替代、无可比拟。
其六,以包容和谐思维推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具有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友好相待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和谐共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基本理念。历代中国人主张“和为贵”,认为“和实生物”,只有“和”才能“万国咸宁”。“和合”理念与和平追求植根中华民族的思维深处,为我们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不同文明形态交往确立了基本遵循。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儒家讲求“以德服人”,墨家提倡“非攻”“尚同”,兵家反对诉诸武力和战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传统文化认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包容心态,铸就了华夏子孙“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博大胸怀。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包容和谐思维渗透到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民族交往、文明交流各领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
3.以积极融合促协力共进
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在充分肯定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拿来就用,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有创新性地推进提升。
一方面,切实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增强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正确选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创造与创新为途径,以转化与发展为动力,着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蕴与时代诉求相协调、表达方式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够深入传统文化内里,区别优劣得失,辨析精华糟粕,科学提炼精粹内容;才能找到适合时代要求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形式,对具有现实价值的文化范畴和行为方式,予以必要改造并促其转型转化;才能把借鉴吸收与创新发展有机结合,做到弘扬传统而非食古不化,谨防唯传统至尊而作茧自缚;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倾向,杜绝形式主义偏颇,使传统文化经合理再造与整体提升后,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积极融合、以求协力共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传统文化,但构成现代化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的并非只有传统文化。在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及其指导地位,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传统文化主动融入现代化大潮之中,自觉汇聚到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达到与现代化的协力共进。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源流与本质、多元与主流、自主与互鉴等基本关系,从行稳致远并臻于至善的高标准出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深度联结。
从历史深处走来并历经沧桑巨变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在以助力与服务现代化为使命,以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价值彰显,其服务内容的广泛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服务形态的丰富性、服务成效的实在性,已然清晰呈现并愈趋显著。立足当前并着眼未来,脚踏实地并登高望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结与渗透融会必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力共进与发展提升必将发展到一种崭新境界,携手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努力和新贡献。
(作者:商志晓,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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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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