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21世纪国家文化战略既是国家文化发展计划的内部规程，更是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规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设“文化强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文化战略目标纳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这是基于高度凝练中国文明认同型国家文化比较优势而提出的“十四五”及未来国家文化发展方向和政策路径的基本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党和国家立足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价值支撑，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战略设计，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国家文化战略布局。

　　“建设文化强国”成为我国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形成了对以往文化改革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目标的集成性概括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重要”阐述文化在未来五年国计民生中的“坐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并且“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自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愿景以来，第一次从国家规划层面提出了完成文化强国目标的时间表。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形成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趋势：一是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二是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的目标对象和范围发生变化，实现了从“小文化”到“大文化”的转变、从文化系统内部结构调整到“文化+”“五位一体”全面建设的转变；三是文化行业的性质定位发生变化，实现了从单纯思想和文化资源、辅助性社会资本建设到国家资本和核心战略资源建设的转变。“一个国家，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产业和产品体现出文化品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新文化观念促动之下的深刻变化，集中体现为国家文化战略及其政策支撑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文化强国”成为我国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形成了对以往文化改革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目标的集成性概括。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专列“文化强国”专题，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并明确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大任务，使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与经济、科技和教育等同等重要的国家现代化推进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价值，第一次提出将文化自信作为检验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尺。在继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强国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国家宏观层面与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相协同的总体战略架构，规定了“十四五”及未来20年我国内部文化发展和对外文化开放两大领域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民族兴旺、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中华文化整体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这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但未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联系的深化，受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双轨并进、相互影响的制约，国家文化战略将不仅仅是国内文化建设规划，更是国际文化交流行动规划和国际文化产业发展规划。40多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把文化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两条重要经验。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机会和国内国际两个文化市场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路径。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应以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为目标，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

　　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了文化认同型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这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表达，也是测度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实现程度的标尺。

　　在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往深入化的当代社会，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双向演进，对国家共同体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形成高度复杂的影响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要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完成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的既定目标，而且还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定位相关，会受到外部问题内部化结果的制约。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引发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危机，导致了维系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价值之轴”的混乱，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这便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强化文化认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要求。

　　推进国家文化战略创新，必须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命题——“中西体用”问题——进行突破和创新，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互鉴中界定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园；必须在实践层面上形成学习互鉴和相互交融的制度通道，形成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和创新的可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因此，应以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为目标，在文化强国战略中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特色内涵，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下超越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局限，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上重建21世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文化象征符号系统，从而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

　　“十四五”及未来十年，我国传统文化行业体制将迎来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窗口，要把握数字信息技术的机会窗口，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进入21世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量子计算等颠覆性科技创新及其在文化领域中的普及应用，在改变文化生态、催生新兴文化业态、变革文化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推动国家文化管理职能体系进行适应调整。一方面，随着数字电影、网络游戏、网络视频、数字艺术等新兴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国家需要不断拓展管理职能范围，如设置网络产品、数字产品管理机构部门；另一方面，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对于传统文化行业的渗透，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等文化消费方式逐步替代单向度“端菜式”、格式化供需方式，从而倒逼文化领域格式化管理模式的转型。技术革命引发的文化消费革命，为推动建立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以数字信息技术为纽带、包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新型文化治理体系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相比于类型技术，数字信息技术是平台技术，对于基于类型技术之上的传统文化行业体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十四五”及未来十年，我国传统的文化行业体制将迎来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窗口。

　　与以往的管理体系相比，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具有体系结构的复杂化与开放性、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平等性、功能内容的复合化与包容性、方式手段的协同化与参与性、整体格局的网络化与互动性等五个特征。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体现为国家对内公共管理职能的现代化，而且体现为国家对外管理职能的全球“并轨”。“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界限，克服了传统人际交往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各民族、各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创造出一个‘虚拟社会’。”全球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文化传播特别是文化产业的空间和物理界限，绝大多数的文化载体（包括文字、图像、声音、表演等），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在全球不同领域之间快速转移。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与全球的商品市场渠道融合在一起。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和不断成长的消费市场，具备天然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有通过相互开放文化市场才能得以发挥，从而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数字全球化过程也是全球化利益再平衡过程，给予了发展中国家公平参与全球竞争的机会，为中国实现文化产业升级与开拓全球文化市场提供了良好契机。这就要求国家文化管理职能体系强化对外管理和服务职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文化贸易、数字创意产品交易规则的重建，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重构中体现“中国要求”和中国标准，承担起促进全球文化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

　　建设文化强国是通往世界强国的不二途径，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三重叠加转型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迎面撞上了国内文化现代转型、国民文化身份重建与国际文化交流中“西强东弱”、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结构性不对称，这种结构性不对称导致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自信不足、文化认同障碍。“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因此，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

　　坚定文化自信，是对西方价值主导下东方文化“他者”设限的超越。西方工业科技文明为近300年来的世界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参照系，即建立了以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为底色、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识的现代化模式的价值尺度，并按照这一价值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重绘了现代社会与非现代社会（所谓“他者”世界）的疆域，从而引发了非西方社会的“他者化”和文化自卑心理，导致了世界上后现代化国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障碍。在这一大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的国家目标和政策体系的探索和确立，能够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强大支撑，有利于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理想目标、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文化情感等融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把独特的文化优势转变为共同的价值共识，形成中国社会共同的制度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超越西方世界的“他者”设限，以中华文化为本位，从一个被西方“表述”的“客体角色”转变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立主体，重建民族文化自信，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这就要求更加科学地对待中西文化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尊重和承认中西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主体身份的建构保持着文化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国家发展成就，为新时期的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创造了很好的环境条件。“文化的自信心既影响着人们对自我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反过来，一条成功的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又激奋着人们的文化自信，延伸着人们推动文化向前的新创造。”

　　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要将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强国之路已经与文化开放联系在一起。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国际市场既是经济的竞技场又是思想观念的交流交锋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际市场大舞台，需要借助国际市场的对等开放和公平竞争，获得自身发展强大的机会。实践证明，只有在世界市场的开放竞争中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传播，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

　　世界强国都是文化大国，而文化大国的文化无不是由强大文化产业和强大民族凝聚力支撑的开放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是通往世界强国的不二途径，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努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之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