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五千多年的积淀，是我们国家、民族拥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安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历史悠久、积淀厚重、丰富多彩，而且特色显著、境界宏大、影响深远。总结提炼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和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呈现多元融合。安徽在中国版图上居中靠东，连南接北，横贯境内的淮河与长江把全省自然分成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区域；地貌上自北向南形成皖北平原、皖中丘陵和皖南山区的格局。安徽是中国早期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特定的区位与环境使之受到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安徽三大地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们既有内源性也有开放性，既有个性也有共性，既特色鲜明又相互融通。淮河文化中的老庄道家文化，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规律和民意来治理社会，这就与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互补性。道家学派经典巨作《淮南子》也是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基础上，兼采儒、墨、名、法各家学说而成。处在吴头楚尾的皖江地区，随处显现出中原文化、淮河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交流融合的痕迹。徽州文化的形成，除特殊的山区环境外，也是历史上北方人为避战乱而多次南迁、大规模移民而促成的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融合的结果。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徽商，每到一地都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地方，创造了“无徽不成镇”财富神话，也是这种文化基因的显现。

　　二、勇于革故鼎新。变革与创新是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动力和源泉。有“华夏第一相”之称的管仲，对原来的旧体制进行变革，终使得齐国成为春秋强国。老子创立道家学派，其继承者庄子将道家学说发扬光大，影响深远。“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在动乱的年代中不甘沉沦，在诗、赋、文创作上推陈出新，形成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朱熹、戴震分别为宋、清两代的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又别立门户，自成体系，前后绵延三百余年。清代的梅文鼎创造兼收中西方特色的天文仪器，如璇玑尺、侧望仪和月道仪等，并参照中西星表绘制出较为完备的星图。近代以来，陈独秀、胡适领导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为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接轨作出历史性贡献。

　　三、注重教育教化。安徽有尊师重教、注重家教家风的传统。西汉时期，文翁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官学，开创了汉代官学制度。在家教方面，包拯立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因此，包拯后代都有清廉之风。徽州人秉承朱熹“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的理论，高度重视教育。自隋朝科举开科到清朝末年科举废止时，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徽州人文武科进士就有2297名，更有状元28名、宰相17名。“桐城派”发祥地的桐城，民间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传统，清代就有近300名进士。清乾隆年间，刘统勋弹劾张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张、姚二姓，几占(大清)半部缙绅录”之语。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也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

　　四、倡导以人为本。上古皋陶就积极主张民本思想，“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皋陶认为统治者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亲民、爱民才能使天下太平，民众安居乐业。“以人为本”一词最早出自《管子》一书。管仲在相齐桓公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执行了一系列“富民”“利民”“爱民”“顺民心”“从民欲”“去民恶”等政策措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在《道德经》中既有“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也有“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害？”的生命重于名利的人本思想。朱熹认为国家的存亡、国君权力是否巩固都是由人民来决定，“人君为政在于得人”“王道以得民心为本”。

　　五、推崇经世致用。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治学的目标，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传统。在安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奠定了勇于实践、敢于担当的传统，如姜尚相周、张良佐刘邦、范增佐项羽等。安徽历代政治家在治国之道方面提出并践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理念和主张。包拯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他留下的187篇奏议里多处提到治国之策，在奏议《请罢天下科率》中包拯提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朱元璋开创明朝江山三百年，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推向新的高度。在学术方面，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文章中洋溢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和矢志报国情怀。同时，安徽学者还很重视医、农、天文、历算之学，还对水利、漕政、盐政十分关注，充分表现出“务当世之务”的学术取向。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