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我怀着对试飞的憧憬来到试飞团时，我心目中的试飞事业是与黄炳新、王昂、滑俊等英雄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英气逼人的新型战机，以及那些英雄们历险的精彩故事。10年前，当我离开试飞团，试飞生涯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不是一次次历险的经历，也不是手捧立功勋章的那一刻，而是为攻克新机试飞技术难关，与试飞团队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今天，当媒体大范围宣传试飞员英雄群体时，我知道这是这个团队向我们的时代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要认识一个团队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坐标，一个是国家航空科技发展的坐标，另一个是试飞员成长的坐标。60年前，当试飞团队初创之际，中国还不具备独立研发和生产军机的能力，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仅有简单维修能力的航空工业体系，我们与世界军事航空科技的差距足有40年。从1956年吴克明驾驶国产歼五飞机首飞，到1965年拓鸣凤驾驶第一款自主研发军用战机强五的首飞，再到1998年雷强驾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机歼十首飞，航空人用50年的追赶，使中国加入了航空大国的行列。而在歼十的基础上，中国航空人由追赶之路踏上了腾飞之路，十几年的时间里自主创新如井喷式爆发，五代机、舰载机，大型运输机全面开花，使我们与航空大国的技术差距缩短到了15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超凡业绩的创立过程中，中国人没有走西方航空大国高损耗高风险的老路。为中国第一代空中加油机的试飞成功，我们只付出了八根加油探管折断的风险，在攻克失速尾旋禁区试飞中我们确保了试飞安全。在歼十三代机的试飞中，我们创造了零事故定型的世界记录。60多年来，我们在所有新机试飞中所损失的飞机还不及航空大国一个型号试飞中的折损。
60年来，中国试飞员团队从初创期的3人小组，到80年代初的集中选优，以及90年代的大学生试飞员选拔，再到21世纪试飞员专业化培训机制的全面建立，走过了一条探索、发展、壮大之路。今天，我们的试飞员队伍中不乏国际级高水平的金牌试飞员，实现三代机首飞的雷强，攻克三角翼尾旋难关的李中华，横跨军民体系的全能试飞员张景亭，舰载机试飞团队的领军人物邹建国，国内民机试航与军用大飞机试飞第一人邓友明等。从这些试飞员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更有精湛睿智的高技术素养，他们身上体现着工业和信息时代英雄的四大素质：
一是献身技术的自觉精神。工业和信息时代是需要从业者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建立在知识与理念的基础之上，是一个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最大凝聚力，它不同于农耕时代以纪律约束为标志的团队服从，而是个体对于工业化信息化秩序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职业道德。
二是甘于奉献的工蜂精神。试飞员了解和明确自己在国家和行业体系中的位置，并在自觉的基础上用一种近乎殉道的热诚奉献着自己的才华，他们知道唯有这个岗位上把技术做到极致，团队的利益才能有保障，国家的技术腾飞才能实现。在一个真正的工业化信息化国家里，工蜂精神会得到团队最大的奖赏，而作为工蜂个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奉献的果实做得尽可能的完美精致。
三是创造完美的技术精神。追求完美是试飞行业的最高价值观，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飞行的具体动作上，更体现在技术攻关的艰难跋涉中。每一个试飞科目似乎从没有一帆风顺过，难题几乎就是试飞的同义词。然而，对于试飞员而言难题是挑战更是诱惑，正是因为难题的存在才使试飞充满着魅力，正是攻克难关的那份幸福，带给试飞员前行的巨大动力。没有创造完美的精神就没有空中加油惊心动魄过后意料之中的成功，没有创造完美的精神，就没有歼-15闲庭信步般的首次成功着舰。
四是看淡死神的忘我精神。风险与牺牲永远都伴随着试飞事业，战机的残骸没能在试飞员心中掀起心理的波澜，他们仿佛永远那样淡定，战友的牺牲只会勾起试飞员浓浓的惜别之情，却不会在他们强大的内心传递恐慌。没有从事过试飞的人很难想象从试飞员口中说出的不怕死是什么意思，那是一种真正的无畏，那时一种超越死神的豪迈。
1993年的秋天我来到俄罗斯，我既看到了试飞员公墓中一座座灰色肃穆的墓碑，也看到了中央大街上矗立的一座座国家英雄的丰碑，那是俄罗斯人为纪念那些创造了工业奇迹的技术英雄们建立的。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一个国家不仅要崇尚道德，更要崇尚技术。今天试飞团队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创造的试飞奇迹，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足以令国人的骄傲的技术英雄的丰碑。我想如果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心中，能够不断矗立起这样的技术英雄的丰碑，伟大的中国梦就不会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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