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高中时的那段经历，正在读大一的王雅楠仍心有余悸：“当时，觉得自己像是被罩上了一层灰色的罩子，这个世界和我没什么关系”……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正处于花样年华、本应快乐无忧的青少年，正在被焦虑、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困扰折磨。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

　　电话里的王雅楠听上去和普通的大一学生没什么区别，精神放松、思维活跃，言语间时不时蹦出几个网络流行词。

　　很难想象，这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曾深陷抑郁的深渊。高考成绩揭榜后，王雅楠一度想不开，想走上绝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被抢救回来。“和成绩无关，就是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她说。

　　家人带她去医院做检查，被确诊为中度抑郁、中度焦虑和中度强迫症。通过药物干预，现在她的病情已经稳定。

　　王雅楠的经历并非个例。

　　“门诊量在增长，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每天50个专家号，都能约满。”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曹晓华说，前来预约的病人以初高中生为主，尤其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居多。每个孩子发病原因不一样，但问题主要是抑郁和焦虑。“从接诊情况看，有一多半是需要吃药的，属于中重度以上的症状。”

　　不少校长坦言，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亟待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太原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原来一届学生里有一两个抑郁症患者，现在每个班都有一两个因为抑郁症而休学的。去年学校仅高二年级1300多人中，就有15人因抑郁不能正常上学。他们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从初中开始就已存在。

　　压力来自哪里？

　　是什么遮蔽了他们内心的阳光？

　　王雅楠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高中之前，除了性格比较内向、朋友较少之外，她和其他孩子并没有明显区别。

　　但进入高中后，学业负担不断增大，王雅楠感觉很疲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每天凌晨三四点才能睡觉，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

　　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精力无法集中、情绪持续低落……大脑长期超负荷运转，堆积的压力始终无法向外界排解，这一切令王雅楠临近崩溃边缘。

　　在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来，学业压力大、考试过多、排名过多，父母担心下一代失去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机会等，都是造成学生心理问题多发的原因。

　　太原市六年级学生邓雅勤一直喜爱国际跳棋，不过，和其他同学一样，现在一到周末，她就和妈妈奔波在各个课外培训机构之间，已经很久没有时间下棋了。

　　“为了保证补课效果，很多家长会随堂听课，孩子们缺乏与同龄人独处的机会。”邓雅勤的妈妈王晓燕说，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成绩好才有更高的概率拥有好未来，所谓的“虎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好资源集中在好学校，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一步都不能落下。

　　山西省晋中市一位中学校长说，孩子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和家庭问题的缩影和投射。社会竞争压力传导到家庭，家长又传导给孩子；教育部门也有升学压力，一些地区以考名校学生数为政绩，这种压力传导给学校、校长和老师，最终还是落到孩子身上。

　　面对这些沉重的压力，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却有限，往往无法自我纾解。家庭本应是最好的缓冲和后盾，但部分家庭对孩子期望值过高，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平等、坦诚的交流，孩子无法从家人身上获取力量。

　　“孩子正值青春期，需要额外的关爱和理解。但有些父母忙于工作，或成立了新的家庭，对孩子们缺乏关注，导致亲子关系出现裂痕。”山西省怀仁市峪宏中学心理教师贾晓雅说。

　　心理教师不能沦为打杂的

　　一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青少年在生病之后，最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但不少家长缺乏对心理问题的了解，甚至充满偏见，对孩子的回应往往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为什么就你不行！”“你就是戏多！”等等。

　　“孩子不能上学了，家长才会带孩子来就诊。除非有自残行为，如果孩子本人有意识地不想表现，家长看不出来，也不会认为孩子有问题。”曹晓华说，很多家长不太接受诊断结果，医生需要花很久与家长解释这个疾病。

　　曹晓华说，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期，容易出现各种困扰，同时可塑性也强，如果家长或学校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效果就会比较理想。

　　然而，不仅家长通常难以及时察觉青少年的异样，一些学校也面临专职心理教师短缺、心理辅导难开展等问题。

　　“对于心理教师的配备，国家有相关要求，但在基层落实如何要打个问号。”太原市第十二中学心理教师王宏说，因为与升学无关，心理健康教育在一些学校仍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被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还要做行政工作，甚至沦为打杂的。心理工作是隐形的、保密的，心理教师在职位和职称晋升中也不占优势，部分心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对学生的心理帮扶质量难以保证。

　　湖南省一所高校的心理教师观察到，目前学校使用的心理健康教科书五花八门，有的版本十分陈旧，一些早已被学界推翻的概念仍然在用。“这无疑会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效果。”她说。

　　不仅如此，有的青少年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后，还面临被学校劝退、失学的风险。

　　王宏认为，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与作业量、学习压力和亲子关系的紧张程度成正比。轻度抑郁症患者一般是可以正常上学的，但一些身患中度和重度抑郁症的学生确实不适合在学校学习。不过，学校要认真做好沟通工作，简单粗暴的劝退和开除会伤害学生。另外，学校面对患有心理疾病学生的入学请求时，要参考心理教师和专业心理机构的建议。

　　少一点质疑，多一些鼓励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山西省阳泉市第三中学心理教师石海丽表示，当期待高于现实时，必然产生压力；适度的压力能够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但压力过大则适得其反。针对当前青少年承受的过度压力，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多方面协作，共同为孩子们减压。

　　“家庭方面，如果父母能以积极心态去面对、解决自己人生中的问题，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不要把消极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就能避免相当一部分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石海丽建议，可以在家长课堂、社区培训中邀请心理专业人士，对家长进行较为系统的儿童心理学知识培训，将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家庭教育。

　　专家建议，父母不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要让孩子多参加同龄人的集体活动，多交朋友，减少孤独感；还可以多参加体育活动，让孩子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讲师张涛建议，在学校层面，管理者要有远见和责任意识，将专职心理教师配备到位，做到专职专用，同时建立心理教师定期培训制度，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准。学校和医院加强对接，在青少年出现严重心理疾患需要转诊和专业治疗时，能在第一时间进行科学干预。

　　在社会层面，朱永新等专家建议，应普及“成人比成才更重要”“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等科学教育理念，根据孩子的禀赋，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联系起来。整个社会要营造更加公平宽松的环境，消除“不上名校就要坠入社会底层”的恐慌，改变消极、内卷的社会心态。

　　一些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示，他们更需要的是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少一点质疑，多一些支持和陪伴。“更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你静静地守着，告诉他们，别担心，有我在。”王雅楠说。

　　专家建议，当孩子们遇到心理问题时，一定要及早向专业人员求助，必要的话要进行专业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