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段以艰苦奋斗为荣的岁月。20世纪80年代，我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后进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随导师邹衡学习夏商周考古。学术理想从此萌发：为探索中国历史与考古研究尽微薄之力。此后，我便潜心于夏商文化研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

　　回首治学之路，我深感做学术是对品格的锤炼，能吃苦是其中重要一关。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豫南地区作考古调查，历时425天，行程10500公里。当时经费非常有限，每天平均不到8块钱，为了节省经费，我晚上住过办公室、教堂或人家的过道。

　　在信阳固始平寨发掘时，我住的地方距发掘工地4里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往工地跑，晚上回来天已黑了。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傍晚，有几根地层线没来得及测量绘图，只好留待第二天。当晚下起大雨，第二天雨仍下个不停。看着深约五米、坑壁黏土不断脱落的考古发掘探方，我决定冒雨测绘，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于是，我穿上雨衣，拄着一根长竹竿下到坑底，把那几根地层线仔细测绘在地层剖面图上。离开发掘工地时，雨变成了雪。不久，我因病毒感染反复高烧，在医院躺了16天。病情刚有好转，我就立刻赶到信阳去整理出土文物。整理室是一间简易房，屋顶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石棉瓦，窗户是纸糊的，没有炉火取暖。12月的河南很冷，我捂着棉大衣、棉鞋、棉帽，每天从早七点一直工作到晚十一点，终于获得了一批淮河上游龙山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的考古新材料。

　　做学问不仅要能吃苦，还要敬畏学术，有社会责任感。比如，我在夏商文化研究上苦行多年后终有所获，即在商代前期牛肋骨刻辞上补识出“乇”字，在二里头文化牛肩胛卜骨上发现刻辞，并将其中一个字隶定为“夏”字。这两个学术发现说明，一个人不论能力大小，只要胸怀学术理想并脚踏实地去求索，一定会有所收获。

　　今天，国家对文物挖掘和保护、历史研究和传承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的指示更让人备受鼓舞。考古发掘与研究条件进一步改善，多学科联合获取考古信息的能力大为提升。当此之时，期待更多年轻学者加入我们，以笃定的理想信念与务实的学术品格深入研究，为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积蓄新生力量。

　　（讲述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李维明）

　　（项目团队：记者 李晓、陈之殷、胡晓军、晋浩天、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