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9月10日，96岁的她例行给南开大学新生讲开学第一课。坐在轮椅上，她中气十足，调侃自己的头发竟变黑了一些。

　　她习惯站着讲课，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但现在，她从家里的沙发上起身都需要保姆搀扶。她说自己“生命已在旦夕之间”，但仍要努力做到杜甫说的“盖棺事则已”那一刻。她每天手写论文、指导学生整理超过2000个小时的讲课录音。

　　哈佛、耶鲁等上百所高校都留下过她讲课的身影。刚回到南开讲课时，她的课，教室里要加座，凳子椅子一直加到了讲台上。还有人靠墙边窗口站着，或坐在地上。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夫妇也和学生挤在讲台下。

　　她在台湾教书时也是这种场面。后来，她带着诗词讲遍了半个地球。

　　她没有大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她给幼儿园的孩子讲诗，也给学者、院士、工人和家庭主妇讲。92岁那年，她挑选了218首古诗词，给儿童作古诗读本，转年又为这些诗词录制了讲解和吟诵。

　　91岁时，她还在70平方米的住宅里给研究生上课。博士生、硕士生，加上来旁听的人，坐在塑料小矮凳上，每堂课有二三十人。后来，课程和讲座的视频被整理出来放到网上，她一下子成了讲诗词的“网红”。

　　90后网友评价“这位90岁的老太太讲课有趣”，认为她的书“不卖关子，娓娓道来，文学知识和历史典故很丰富，两口气便读完了三五百页”。

　　她被称作“穿裙子的‘士’”。她的生日，国内外研究诗词的学者聚在她身边开会，很多大人物都发来贺信。早些年，不喜热闹的她最多与几位好友一起吃个饭。有一年过生日，她负责切蛋糕，南开大学的两任校长母国光和滕维藻坐在旁边。陈省身一定要把给她的祝寿诗藏到生日当天，提前一天到的杨振宁也没得到“剧透”。

　　作家白先勇称“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贵族。”诗人席慕蓉形容，叶老师在讲台上像个发光体，是《九歌》中的湘水上的女神。

　　她要把“自己亲自体会到的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她希望能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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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关于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拍摄前，导演陈传兴做了大量关于诗词的功课，他想探讨“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

　　陈传兴“每次都要背着一大袋的书，随时要翻开”。拍摄有时不按提纲走，叶先生会即兴提到某一首诗，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手忙脚乱地翻资料，担心犯错出丑，尴尬又窘迫。“每次拍摄都非常紧张，感觉就是‘上战场’。”

　　1954年，只有中学语文教学经历的叶嘉莹受聘于台湾大学。若以论文著述为录用标准的话，她不够资格。

　　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回忆，当年邀聘叶嘉莹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她“所作的旧诗，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保留着满族的“花盆底”和“阿玛”的称呼。

　　女孩儿玩的荡秋千、溜冰、踢键子、抓子儿，她都不会，有的根本没见过。她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诗，“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论语》是她“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

　　11岁时，她跟着伯父学作诗。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枣花、落日、月影是她写诗的主要题材。“迦陵”的别号也是她从与伯父聊天中得来——清朝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号迦陵。

　　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

　　顾随讲课，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她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受顾随的影响，她一改善感的诗风，写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70多年后，迦陵学舍在南开大学落成，这两句分挂在月亮门两侧。

　　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确实无处可逃。1945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第八年。敌寇占领下的北平，人们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补丁的旧衣裳。师生在课堂上用诗句相互慰勉。顾随在课堂上将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改写成中文诗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模仿顾随的风格，用这两句诗写成了一阕《踏莎行》。

　　12年后，顾随同样用词牌《踏莎行》填了一阕词。但此时，师生二人已失去联系多年。

　　1977年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国，开始整理顾随文集。一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她为此事托关系找朋友。

　　“内行”人看出来，叶嘉莹讲课、为文与为人都深受顾随影响。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曾评价她，“走的是顾先生的路子，传了顾先生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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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莹讲诗词被公认的特点是“跑野马”。

　　唐朝的皇帝，她一口气说来十五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小山”，她能讲上3页纸。

　　讲哲理诗，她随手把张九龄、陶渊明、朱熹的诗拎出来作比较；讲李商隐的《嫦娥》，她会谈到王国维和王维，比较纯诗人的自哀、哲人的的悲悯、修道者的自得；从辛弃疾的词，讲到词的本质，再由词的牌调拐到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因此讲了讲柳永，然后再回到辛弃疾的另两首词和用典，结合西方的意识批评理论……最后回到这堂课讲的这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年轻教师去听她的课，感慨“叶先生‘跑’一大圈还能跑回来，而且几乎不出错”。

　　品鉴韦庄《思帝乡》里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叶嘉莹告诉学生，不要把它看成仅仅是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要对自己的追求有终生不渝的奉献。那一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物理一下子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

　　她在课上感慨，当今世界科学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人类才有李商隐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的世界呢？

　　听过叶嘉莹讲座的学生觉得，叶先生先“降低了诗词赏析的门槛，又手把手领着人进来”。“她讲诗是结合着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与生命相融会的感发。”比如叶先生讲杜甫的诗，讲到‘国破山河在’，她是真正体验过的——“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吃混合面，穿补丁衣，学校更换了教师，英文课程改上日语课，她们在教室按要求把历史、地理课本逐页撕毁涂抹。

　　顾随说诗的主要作用，是在于让人感动。叶嘉莹在国外的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用英文“care”，她说要有一颗关怀的人，对人、事、物，对大自然的关怀。

　　顾随不讲书里写的内容，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完全是自己读诗的感受。叶嘉莹讲诗，也常把自己的感受、情谊放里面。

　　顾随讲喜欢的作者，也讲不喜欢的。他直言姜夔的词，最大缺点是清空。他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粘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隘、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

　　“顾先生讲诗歌生命里的感发。”叶嘉莹说。而“生命的感发”也是她研究古典诗词的核心，也是她“终身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重要原因”。她认为，“诗词的好坏，永远以它的感发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浅为评量的层次。”

　　讲周邦彦时，叶嘉莹称赞词人的技巧和艺术，但仍要“很真诚地说话”。她说周邦彦这个词人，和苏东坡就差了一点点。两个人同样经历了新旧党争，苏东坡是将自己的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的。而周邦彦最后学到的是明哲保身，“委顺之名，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她觉得周邦彦的词里缺少一种博大的、深厚的感发的生命。

　　她喜爱辛弃疾，说辛弃疾和苏东坡、陶渊明不同，陶、苏都准备了一个“退”，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退。但辛弃疾和杜甫是没有“退”的人，他一生也没有忘记收复自己的故乡和故国，他是坚持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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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莹也没“退”。

　　1948年，叶嘉莹南下结婚，不久跟随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丈夫去了台湾。她未能像老师所期盼的那样，“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非孔门之曾参”。反而在历史的江河中，“随命运拨弄和抛置”。

　　抵达台湾的第二年，丈夫因为“白色恐怖”入狱近4年，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一度被捕和接受审讯。她和女儿睡过亲戚家的走廊，住过“房子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梁柱”的宿舍。

　　丈夫失去了工作，她靠在中学教书的收入养活全家。一次课堂，讲到《淝水之战》里苻坚的云母车。下课后，她搭公共汽车回家，等车时，由“云母车”想到李商隐的诗：“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经历了患难，她和诗人有了心灵上的共鸣，体会那种孤独、寂寞和悲哀。

　　回到家，她又是那个擦地板，架着竹笼在炭火上为女儿烘烤尿片的人。家里地方促狭，她在走廊边的一个小桌子上备课，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

　　丈夫性情变得更加暴戾。晚上，她梦见过自己和两个女儿被丈夫打，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梦到母亲要接自己回家，困在一片芦苇荡里找不到路。

　　因为悲观的心境，她那段时间喜欢读王国维提到的极为悲观的词。这也是她讲授诗词的特点——无论讲诗词还是写论文，都是有自己真的感受、真的体会才会写出来，讲出来。

　　她想过，一个人真的绝望了，哪种自杀的形式最好呢？有人问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她答：我是旧的女子，我还有我的父亲，两个女儿。

　　“后来我谅解了他，是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拟寒山拾得》。”她记住的与原诗有出入，但她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风吹瓦坠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叶嘉莹从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不幸，外表平和。回忆起叶嘉莹，台湾诗人痖弦想起两件事：一件是在台北远东电影院看电影，他看见相隔不远的走廊上站着一位女子，身穿米黄色风衣，围着淡咖啡色丝巾，衣着合身，清雅脱俗，对周围乱糟糟的人群视而不见似的，如“空谷幽兰”，神情则“意暖神寒”。几十年后他才向叶嘉莹本人确认，那晚在电影院看见的女子就是她。

　　另一件，是叶嘉莹曾让台湾的新诗人和旧诗人能够破除隔阂，“坐在一起吃粽子了”。

　　当时，台湾文坛新诗人推崇西方的句法颠倒、意象晦涩的作品，旧诗人认为这些晦涩不同的诗句是故作高深。双方打起了笔仗，甚至“端午节不肯纪念同一个屈原”。

　　叶嘉莹在文章里，有意解释新旧诗人的困惑。她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的一个特色就是句法的颠倒，“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她解释了颠倒的妙处。“形象的跳接是可以的，语法的颠倒也是可以的”，所写的内容表达得好坏不取决于形式，而是感情是否真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的学者到台湾后，听叶嘉莹的课，邀请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她到哈佛。

　　“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结婚也不是。”叶嘉莹说，“但是我先生因为被关了那么多年，幸而放出来了，他离开了海军，没有找到工作。他不想在台湾待了，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镜头前，叶嘉莹平静地回忆着过往。母亲在她17岁那年离世。她写《哭母诗八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漂泊北美时丧父。讲了那么多关于爱情的诗词，自己却从未经历过爱情，婚姻里她遭受丈夫的咆哮凌辱。

　　纪录片拍摄持续了3年。陈传兴觉得，自己拍摄了一位女性的百年孤独。尽管有学者认为“不能把诗词与叶先生作主客体似的分割”，但公映前，导演组敲定了印在宣传海报上的话，“诗词救了她。”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87岁那年，叶嘉莹在给一本书的结语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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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

　　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文革”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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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嘉莹说自己“好为人师”，因为急于把自己所知道的诗词里的好处告诉别人。

　　她阅读涉猎广泛。中国的、外国的，文学的、心理学的，经典的、畅销的，她都看。

　　受聘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20年间，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大道右边是高高的森林，左边是住宅区，越过住宅区，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退休之后，只要从中国讲学回来，她仍每天风雨无阻地在这条路上往返，去亚洲图书馆看书、研究、撰写新的论著。除了午饭时分到休息室吃自带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她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英文提高了，就去听西方人的课，借西方文学理论的书。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

　　叶嘉莹指出：中国传统文论, 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

　　她讲心与物相感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比兴”，是西方现象学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她讲秦观填词的用字和内心的敏锐时，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观点——不管小说的内容有多少不同，他总能在不同故事、情节和风格之中，找到作者的本源。她因此解释用词源于“真正心灵情感的本质”。

　　谈到温庭筠的《菩萨蛮》，一句“懒起画蛾眉”，她讲杜荀鹤和杜甫的诗，也用西方学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蛾眉”就是联想轴上的一个语码。因为“照镜画眉来做托喻，在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可以唤起我们的联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隐《无题》里的‘长眉已能画’。”

　　近些年，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时读英文专业，然后去国外学西方理论。回国后，将这些理论生搬硬套到自己的文化上。她觉得这不可取，必须先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理论是荃，目的在鱼。”

　　她创造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美感特质的本质性。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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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00年起，她开始在南开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欢麻烦别人。回国教书后，她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独自居住，不请保姆。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对方电话。

　　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她让秘书可延涛买好速冻水饺，最多一次买了10斤。可延涛说，叶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别是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的衣服，她也从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叶嘉莹就自己拿针线把破处缝好。

　　沈祎记得，到叶先生家里拍摄时，她捧着饭碗大口吃饺子，但从没有衣着随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师”的身份。直到91岁时，她还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她要求学生读文献原文，多背诵。对于不认真的学生，她会严厉地批评，语气近乎呵斥。但学生如果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学生钟锦曾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只要血压平稳，学生和朋友们传来的邮件她会在晚饭后逐一回复。哪怕是收到群发的风光图片，她也会一个手指敲打键盘，认真地回复“收到，谢谢”。

　　热爱古典诗词的陌生学生写信或邮件给她，也能收到她的回应。

　　从物理系转读古代文学的学生考研失利，写邮件给叶嘉莹。叶嘉莹用家里座机打电话给他，鼓励他不要灰心。还有的学生没奢望过回复，信里没有留联系方式，她便托秘书顺着信件里的信息找到对方。

　　外出讲座，她每次仍站着讲两三个小时，有学生发现，叶先生腿都肿了。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讲课、开会、研究的场所，一位海外学生提议修建一所学舍，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响应。

　　“他们每个人都出资不菲。”陈洪回忆迦陵学舍的筹建，“若干学生听说了就来了，有学生说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说所有电器我都负责了。他们都是十几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听了叶先生的课。”

　　2015年，迦陵学舍落成。叶嘉莹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分批运回国，大小不一的旧行李箱上贴着注明“资料”的纸条。

　　这座中式四合院，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故居宁园。

　　《掬水月在手》纪录片大部分场景在此拍摄。看过这部纪录片，戴锦华直言，我们面对叶先生的诗和她本人会“失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丑陋”。

　　有观众想到了叶嘉莹在台北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凄美，不必因为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远非笺注所能为力。“叶先生为文、为人里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也是我们所难用语言表达的。”

　　“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手”。

　　一名学生体会过这种美。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叶嘉莹站在台上讲课，他站在距离叶先生十几米的地方静静听着。“她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听懂，词里的美也能领略到，可就是觉得离叶先生那么遥远。”

　　有人形容这种感觉，“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

　　但叶嘉莹只谦虚地说，我只是水中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