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专业化高歌猛进的这几十年里，“博物”基本已经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知识结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近年来博物学似有复兴之势，博物类书籍也逐渐畅销，而作者大部分是半路出家的学者。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礼失求诸野。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实际上，博物学是一门有着悠久传统的学问。历史上很多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其实是以“博物学家”知名的。比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精通动物学，其弟子色夫拉斯特则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

　　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就是一位博物学家，他的生物学分类系统正是在深厚的博物学基础上创立的。与林奈同龄的法国人布丰也是博物学家，他的名著《昆虫记》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博物学作品之一。稍晚些的达尔文同样如此。他耗费五年时间做环球航行，从世界各地搜集动物标本和化石，这在当时是博物学家的“标准动作”。

　　以今天的观点，林奈和达尔文都是生物学家，他们涉猎博物学还算是“专业对口”。不过在18世纪、19世纪，精通博物学的可不仅仅是 “专业人士”。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就热衷此道，他写过一本《植物学通信》，对各类植物进行了详细描述。美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梭罗，以《瓦尔登湖》名世，而这本书对自然风物描绘之细致，足以显示出梭罗非凡的博物学功底。

　　这不仅仅是西方传统，中国古人也往往是“博物高手”——尽管古汉语里并没有“博物学”这个术语。孔子提倡读《诗经》，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能“多识于鸟兽鱼虫草木之名”。这“鸟兽鱼虫草木”，囊括了博物学的方方面面。而《诗经》名列“四书五经”，为士大夫的基本修养，则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博物学养，应当不算空言。

　　证据？有的。植物学博士出身的潘富俊先生曾经翻检《全唐诗》，数出了将近400种植物，他发现，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这样的“大咖”，无不具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也说过，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均有博物学内容，我国古代的士大夫，其学识可以说是横跨好几个领域的。

　　其实何止是士大夫？一个长期居住乡间的人，对本土本乡的风土也会相当熟悉。导演雷建军拍过一个纪录片，讲浙江衢州的一位宣纸手艺人的故事。镜头中，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皆能将其渊源、特性娓娓道来。我想，古代中国这样的人肯定更多，他们未必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在“地方性知识”方面都堪称大师。

　　当代博物学家、北京大学科学史学者刘华杰还注意到，无论在东西方，仅仅在几十年前，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像今天那样刻板，“跨界”都是家常便饭。《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就是蝴蝶研究专家，他确认过南美纳灰蝶的19个种类！为表纪念，学界用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来命名这些蝴蝶，其中就有lolita（洛丽塔）。2016年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也是博物学家，《傅科摆》《玫瑰的名字》等小说，都蕴含着博物学知识。

　　顺便说一下，艺术同博物也有亲缘关系。传统国画中的工笔画，对花鸟鱼虫的精细刻画，几乎可以视作一种“博物学研究”。而近代西方画家，如梵高、莫奈、高更等，对自然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绝不比博物学家逊色。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位不懂博物学的科学家不是好艺术家。

　　专业壁垒使博物学逐渐被边缘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时至今日，曾经构成人们日常知识的博物学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湮没无闻了？简单的结论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专业壁垒越来越高。

　　古希腊时代，科学和哲学并没有严格的分野，统称为“自然哲学”。所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同时涉猎植物学、生物学，他们自己一点也不觉得“违和”，而是自然而然的。中国古代士大夫，自孔子定下“基调”，学问渊博也是重要指标。司马迁之所以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是基于博学的底气。古人所说的“博雅君子”，此之谓也。

　　而博学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前工业时代，人或务农或渔猎或游牧或远航，不管哪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都是贴近自然的。古代世界，“人造物”要远远少于当下，即便身居城市，与自然亦相隔不远。唐代诗人王维平日在朝为官，闲暇往终南别业，与山川风月共处。

　　按照刘华杰的观点，从古代的郦道元、徐霞客、李时珍到现代的竺可桢、王世襄，皆可称作博物学家，他们对大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认知。凌云的《花与万物同》，插图选自英国植物学插图艺术家伊莎贝尔·亚当斯，她毕业于伯明翰艺术学院，是不列颠植物学协会成员、林奈学会会员。从伊莎贝尔的画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状态。

　　可惜，如此“天人合一”的场景，随着城市化到来已经很少见。另一方面，现代学科体系的确立和扩展，让“专业壁垒”越来越高。而以现代学术规范为准绳，博物学怎么都显得不伦不类——只要关乎自然风物它都研究，涉及植物、动物、农学、园艺、医药学、化学等诸专业，显得宽泛无边际。那么，博物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应当被安置在哪里呢？如果纳入高等教育，它又属于哪一级学科呢？近乎误解。

　　所以，专业壁垒这堵高墙将博物学挡在了高等教育门外。相应的，如今的科学研究主要在实验室里进行，很少有科学家还会跑到野外去。事情就是这样奇特——自然科学越向前发展，自然科学家离大自然似乎就越远。

　　长此以往，博物离现代人越来越远了。现代人注重的是另一极：专业。“你大学学什么专业？”“你从事哪个专业？”“请专业一点，好吗？”人在江湖，总难免被问到专业背景。如果一个人被认为“不专业”，简直没脸继续混社会。相反，“不博学”算得了什么？

　　总之，博物学已经被逐出日常生活，除了博物馆，人们似乎很少还能想到“博物”这个词。我们更熟悉的是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可面对自然界的物，我们已丧失辨别能力，恐怕连小区里的那排树，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悖论——文明日益进步，人对植物、动物、矿物等自然物的认知却日益贫乏。

　　“礼失求诸野”的复兴之路

　　好消息是，近年来博物学似有复兴之势，博物类书籍也逐渐畅销。比较早的，有科普作家、环保志愿者芮东莉创作的《自然笔记》。她以家附近的闸北公园为据点，观察其中的动植物，记录了上百张自然笔记。凌云也是很早就对博物学怀有浓厚兴趣。她养过近百种植物，对插花和画花颇有兴趣。大学毕业后，凌云供职媒体，期间采访了不少“博物达人”。他们或收集陨石，或醉心于花鸟鱼虫，小情小趣盎然纸上。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了《万物与花同》一书，此书专注于写人。恰好同新近出版的《花与万物同》构成互补关系——诚如副标题“24科植物图文志”所示，后者专注于“物”（花）。

　　有意思的是，芮东莉和凌云都不是科班出身。芮东莉是古汉语博士，凌云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论专业，好像同植物和美术并没有交集。不过，从两人的专业背景考量，她们走上博物之路也不足为奇——中文世界原本就有这方面的传承。

　　其实，就连国内博物学最重要的推手刘华杰教授也是“半路出家”。刘华杰于1984年考入北大地质学系，学习岩石、矿物和地球化学；198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攻科学哲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之所以转向博物学，是觉得现代学科的“专业壁垒”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同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相符。

　　刘华杰出生于吉林长白山，自幼随父母进山采野菜，采野果，采蘑菇，割柴，挖药材……这让他学会了辨识各种野菜、野果和药材。但是，这些自然事物在教科书里却难觅踪迹，这让刘华杰感到颇为隔阂，倒是传统博物学让他倍感亲切。于是，他便投身到博物学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中。

　　近些年，刘华杰出版过《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西方博物学文化》《博物人生》等书籍，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推荐年轻的博物学家。凌云的那两本书，就都是由刘华杰作序的。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博物馆为安全起见，纷纷走起了“云游”路线。在诸多的“线上看展”中，就有博物学的。4月上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名为“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的线上展览。该展分为导言、夏威夷考察记、勐海植物记、东北与华北植物、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五期，内容新颖、丰富，堪称博物学的视觉盛宴。

　　博物学的扩展还能对文学研究起到“反哺”作用。前文提到的潘富俊，对于唐诗植物的研究，就是一例。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亦可视为以博物学结合传统的名物考证，来重新诠释古典文学。

　　最近我还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涂昕的《鲁迅与博物学》，本书从“百草园”出发，钩沉了鲁迅一生对博物学的强烈兴趣和广泛认知，可谓别开生面。而涂昕本人也热爱博物学，还开了微信公众号，请人“看花、看草、看树叶和树”，可以说是将个人爱好与学术志趣相结合的典范了。

　　无独有偶，涂昕也是中文系毕业（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这种由半路出家的学者复兴博物学的现象，或许可以用一句老话来概括：礼失求诸野。其实，这本来就是博物学的精髓——博物学的历史上，原也没有什么“科班出身”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