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是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完整地保存了元大都时代的坊巷肌理与明清风格的四合院群落，是典型的北京居住文化的载体，同时保留有丰富的人文遗踪。如何保护好这片区域，并将保护区域适当延伸，是一个应该引起关注的话题。

　　周边的道路 

　　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是一片不大的区域，占地约35公顷。其东是西四北大街，西是赵登禹路，南是阜成门内大街，北是平安里西大街。在介绍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之前，有必要将周边的道路讲述清楚。

　　其东，是西四北大街。南端曾经竖有四座牌楼，旧时皇城东侧也竖有四座牌楼，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而这里的牌楼位于皇城之西，故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东四与西四牌楼，均构于明代，且均为四柱三间三楼、红柱灰瓦冲天式样。东边牌楼的匾额上书写“行仁”，西边的上书“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东四牌楼的匾额也是如此。

　　在西四座牌楼的北侧，今之西四北五条的东口，有一座不大的，传说供奉也先（明时瓦剌部落的首领，又译为额森）的庙宇，此庙坐南朝北，因其占据道路中央而称“当街庙”，据说是明英宗在土木堡兵败被也先俘虏，为了感谢其不杀之恩而设立的。在明代，西四牌楼是刑人之所称西市，权阉刘瑾、有功于大明社稷的于谦与袁崇焕都在这里被斩杀。入清以后，此地不再刑人而改至菜市口。

　　民国时期，将当街庙拆掉。1954年12月21日，由于阻碍交通又将西四牌楼拆除。同一天拆除的还有位于东城的东四牌楼。据孔庆普的《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记载，在拆除西四牌楼时，最后拆除的是东边牌楼南边的立柱，“立柱靠近冯记鱼店的房子，房子的西北角和房檐，为躲开牌楼立柱，皆凹进一个90度的拐角，房檐距离牌楼立柱仅十厘米。事先已经与鱼店的老板说好，拆牌楼期间，如果对房屋有损坏，建设局负责修理。”在拆除的时候，老板躲开了，老板娘却提出：“必须拿出二百元钱来做押金，不拿钱就不让拆这根柱子。”老板娘坐在店里，怎么解释也不肯出来，于是孔庆普“就指挥吊车司机‘发动吊车，开始拆！’大吊车轰隆一响，工人们趁机高喊：‘不行！不行！要砸房子啦！’这位老板娘噌一下就跑出来了，大家都笑了，这位老板娘见房屋未伤着，也笑了”。1956年冯记鱼店公私合营后改称西四鱼店，曾经是西单与西四一带最大的经营水产品的商店，据《一张西四鱼店的老照片，又勾起我们多少当年的回忆》：“西四鱼店三间门脸房，一间朝北在西四东大街，一间朝西在西四南大街，中间的门脸是斜的，朝向西四路口。”简而言之，西四鱼店的门脸之所以出现拐角形状，便是因为东边牌楼南边的那根立柱所致。

　　与西四北大街南口相交的是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街道的西端是阜成门城楼，“文革”时期，因兴建地铁而将其拆除。以赵登禹路南口为界，阜成门内大街，其西至阜成门曾叫阜成门大街，其东至西四路口称羊市大街。1965年将两街合并定为今称。这条街道的北侧多历史古迹，计有：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和广济寺。白塔寺建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寺内的白塔是大都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是历史馈赠给北京的宝贵遗珍。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嘉靖年间，是我国“中华统绪”连绵不断的历史见证。广济寺初建于金代，名西刘村寺，后荒废。明天顺元年（1457年）重建，成化二年（1466年）完工，更名“弘慈广济寺”。1953年后中国佛教协会驻此。

　　与西四北大街北口相交的是平安里西大街。这条道路东侧，在明代有仓廒，称太平仓。清代在仓廒旧址兴建了庄王府。1900年“庚子事变”，庄王府毁于大火，民国时军阀李纯购之，在王府南侧（今太平仓胡同北侧）构筑西式楼房，取名“平安里”。后又将王府内部道路打通称平安里大街。1999年把平安里大街西端的后车胡同拆除拓宽，将平安里路口以西的道路称平安里西大街，而原来的平安里大街则被撤销，成为地安门西大街的一部分。

　　与前两条大街不同，赵登禹路在历史上是一条河流，元时称“金水河”，是流入皇城内部的一条人工河，由于是流入皇城的，不允许人们在这里洗手，从而下了一条金水河“濯手有禁”的禁令。元代末年，王冕来大都游览，有感于此而写下这样一首绝句：

　　金水河从金口来，

　　龙光清澈净无埃。

　　流归天上不多路，

　　肯许人间用一杯？

　　诗人想象，这是一条流向天上的河，居住凡尘的百姓，可以喝一杯这河里的水吗？

　　进入明朝以后，金水河演变为排水的水道，称“大明壕”，并将其向南延伸至北京内城南边的护城河。清沿明制，民国期间，陆续将大明壕改为暗沟，并在上面修筑道路，即今天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与佟麟阁路。

　　元大都坊巷的肌理遗存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便位于这四条道路之间，在大都时代属于“鸣玉坊”。其东是集庆坊，西边是福田坊。鸣玉坊，见于熊梦祥的《析津志》，而不见于《元一统志》。中国向有君子“以玉比德”的传统，把玉饰置于腰际，行走时相击发出声响，曰“鸣玉”。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东口均在西四北大街，西口则均在赵登禹路，从南向北依次排列。其中，头条的长度是600米，均宽5米；二条长595米，均宽4米；三条长527米，均宽5米；四条长503米，均宽4米；五条长478米，均宽5米；六条长495米，均宽4米；七条长430米，均宽4米；八条长424米，均宽6米。这八条胡同的长度，最南部的头条长600米，最北部的八条长424米，二者相差176米。而且从南向北，胡同的长度采取逐渐缩短的形态，只有六条与五条之间出现了逆反，但是很快，六条与七条之间，又恢复了南长北短的形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赵登禹路的前身——金水河从东北向西南倾斜，随着斜度的增加，胡同的长度也随之增加了。

　　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记载，在大都，道路的宽度是不一样的，他说：“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在宽度上，大街是小街的二倍。又说，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那么，这二者的宽度各是多少呢？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街巷的宽度约为9.4米，相当元人的6步，这个宽度应该是火巷的宽度。就是说，在大都的道路系统中，低于小街的火巷，其宽度是小街的二分之一，换而言之，小街宽度是火巷的2倍。由此类推，胡同的宽度则应该是火巷的二分之一，也就是3步，相当于4到5米之间。如果是这样，大都道路宽度的系统便清晰了。即：大街24步，约36米；小街12步，约18米；火巷6步，约9.4米；胡同3步，约4.5米。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宽度在4到5米之间，与大都胡同的宽度正相吻合。这就是说，在元代，它们应该是被视为胡同的。而且可以相印证的实体是，其南侧的砖塔胡同，是唯一保存下来、并且有史料可证的元代的胡同，其路幅的平均宽度是4米。由此似可推论，均宽4至6米之间的头条到八条，就宽度而言，与大都胡同的约定近似，或者其实在元代也有名称，被称为某某胡同的。

　　研究北京城市地理的专家认为，北京的东四与西四一带是元大都的核心区域，如同东四，西四北一带的八条胡同也为大都的城市地理提供了研究实体而十分难得。

　　名称沿革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刻印了一部书——《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将当时北京城内、关厢与近郊的地名进行梳理并记载下来。在他的记载中，今天的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分别称为：驴肉胡同、西帅府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石老娘胡同、燕山尉胡同、泰宁侯与武安侯胡同。

　　这些名称，有些可考，有些只能推度。驴肉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与石老娘胡同，便属于推度对象。循其名而责其实，驴肉胡同里或者有出售驴肉的作坊。民国时期，驴肉胡同被音近为礼路胡同。箔子胡同中的“箔”，在清代被讹音为“雹”，民国时又谐音为“报”。用苇子或秫秸编织而成的帘子称“箔”，涂上金属粉末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也称为“箔”。“箔”，往往用作纸钱。胡同内或者有这样的作坊。熟皮胡同，大概曾经有鞣制皮革的作坊。在清代，“熟皮”改成“臭皮”，民国时“臭皮”又改为受壁。至于老娘则好解释了，产婆旧称老娘，也许曾经有石姓产婆居住在这里吧。

　　西帅府胡同、燕山卫胡同，泰宁侯与武安侯胡同，则有史可稽。据《万历野获编》记述，明武宗曾经“托名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而在此地设元帅府，《日下旧闻考》转引《两京求旧录》说，其地“都人至今犹呼西帅府胡同”，入清以后，简称帅府胡同。在明代，卫是一种军事单位，五千六百人为一卫，燕山卫胡同，当是一条以军事衙署为称的胡同，清代简化为卫儿胡同，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卫”也写成“魏”。根据《明史》记载，陈珪与郑亨分别被分封为泰宁侯与武安侯，以他们的府邸作为胡同之称是可以理解的。

　　陈珪，今安徽泰州人。洪武元年（1368年），随大将军徐达“平定中原，授龙虎卫百户”。后跟从燕王朱棣出塞北征，因军功而晋升为副千户。不久，参与靖难之役，积累功劳升为指挥同知，后又辅佐太子留守北平（北京），“累迁都督佥事，封泰宁侯”。永乐四年（1406年），陈珪参与了北京城的修建工程，据明成祖实录记载，陈珪“总其事，经画有条理”而“甚见奖重”。永乐十五年（1417年），陈珪兼掌行在北京后军都督府事。两年后辞世，时年八十五岁，追封为靖国公，谥“忠襄”。

　　郑亨，今安徽合肥人。郑亨的父亲郑用因追随明太祖征战有功，累封至大兴左卫副千户。洪武十六年（1383年），郑亨袭取父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招募官员去鞑靼宣谕，郑亨应募而往抵达斡难河，回朝后升为密云卫指挥佥事。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难，四年（1402年）兵败，众将皆欲北还，只有郑亨与朱能主张继续南下。朱棣攻入南京称帝后，封其为武安侯。郑亨多次随朱棣北征，后出镇大同。他在大同率军屯田，加强守备，从而解决了大同防区的边患。宣德九年（1434年）郑亨在大同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追赠漳国公，赐谥“忠毅”。郑亨稳重敦厚，善于安抚士卒而耻于聚敛。出镇大同时，镇守太监干扰军纪，被他依理裁制。镇守太监很不高兴，但在郑亨死后，却深深痛惜。

　　泰宁侯与武安侯在清代分别改为泰“安”侯与“五”王侯，五王侯在民国时又改称“武”王侯。1965年，北京市进行地名整顿，将西四以北的八条胡同，简化为以数字为序的“条”。这样，便与东四一带以“条”命名的胡同对应起来。

　　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中的四合院以中等规模为主，在格局上，这里的四合院比较规整，主院落东西与南北走向的比例，保持在1︰1至1︰1.2之间，呈正方形或基本正方形，具有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特点。

　　其中，西四北三条11号四合院，分住宅与花园两部分。住宅踞西，凡四进，大门为广亮大门，位于住宅的东南角，大门与倒座相连，倒座之北是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是二进院，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之后是三进院，房屋的规格和数量与二进院相同，最后是四进院，仅有一排后罩房。住宅之东是花园，建有假山、花厅与游廊。此宅的主人原是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现在被西四北幼儿园占用。

　　西四北六条23号也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大门之前是影壁，两侧有上马石。与大门相连的是倒座。二门为垂花门，两侧为抄手游廊，墙上镶嵌什锦灯窗。二进院有北房五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与二进院相同，最后一进，也就是四进，有九间后罩房。23号院位于六条与七条之间，与西四北三条11号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除此以外，据为之的《试论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历史文化价值》介绍，在区域内，保存较好的四合院还有：头条的6号、12号、27号、31号，二条的3号、5号、7号、9号、11号、18号、19号、25号、31号、36号、45号、54号、55号、59号，三条的5号、9号、11号、13号、19号、23号、25号、26号、27号、31号、33号、39号、59号，四条的5号、14号、20号、23号、26号、28号、33号、35号、45号、49号、53号，五条的1号、7号、11号、13号、15号、16号、27号、56号、58号，六条的5号、7号、9号、10号、17号、19号、21号、23号、27号、31号、35号、37号，七条的7号、29号、33号、37号、49号、53号、61号，八条的5号与58号。其数量之多，在北京历史保护街区中也较为罕见。

　　据西城区旅游局编著的《都市旅游品质》统计，在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576个院落中，人均住宅用地面积高于50平方米的有51个院落，约占全部院落的8.8％，25至50平方米的有100个院落，约占17.3％，15至25平方米的有193个院落，约占33.5％，10至15平方米的有56个院落，约占9.7％，低于10平方米的有26个院落，约占4.5％，人均住宅用地面积15平方米以下的四合院，占全部四合院的14.2％。在这些院落中，由于人口密集而私搭乱建，破坏了院落本身的格局。另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整治与保护规划》的报告，在这片区域内，存在五类建筑，其中，国家与市级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3.73％，具有一定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建筑为8.18％，风貌一般者为26.34％，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现代建筑为19.1％，不协调者为37.16％，不协调者所占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一。这些均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人文遗踪 

　　西四北二条58号是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其校址前身是“萃文”与“萃真”教会学校，两校停办后， 陈垣1921年创办的平民学校，于1925年迁至于此，1949年后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在这里读书，他在1948年初中毕业时，在校刊上留下这样一段话：“劳动的双手会写出同情的血泪，诚实的良心之志做神圣的教师。”校刊还选用了他的一篇文章《春天的心》，这很可能是王蒙的处女作。第四十一中学的教学楼为灰色西式建筑，电影《青春之歌》曾经把此处作为取景地。

　　西四北三条3号是隆长寺，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隆长寺是汉经厂外厂。汉经厂是明代内府印制汉文佛经的机构，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佛经的机构称番经厂。汉经厂与番经厂设在皇城里的嵩祝寺与智珠寺，称内厂。隆长寺是汉经厂的下属单位，处于皇城外故称外厂。隆长寺现在是民居杂院，为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西四北三条西段的39号是程砚秋故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四北四条47号是北京最早的小学：北京市西城区四北四条小学，其前身是成立于1883年的正红旗官学，1915年改为“京师公立第四小学堂”，百余年来，学校屡经变迁，1972年定今称。

　　西四北五条4号曾是军阀张宗昌住宅，1950年6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在此地创办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是陈波儿。1953年，改为北京电影学校。谢铁骊、陈怀皑等为任课教师，周扬、夏衍、冯雪峰、艾青、丁玲、老舍、陈荒煤、蔡楚生等经常来此做专题讲座。1956年，北京电影学校升格为北京电影学院，迁到新街口外皇姑坟（即小西天一带）新校址。7号是傅增湘旧居。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在清代曾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热心教育，在天津先后创建了女子公学、高等女学与女子师范学校等。民国时曾任教育总长，后专心从事古籍收藏与校勘，编撰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书目》。

　　西四北六条21号为陈半丁故居。陈半丁，浙江绍兴人，擅长山水、花鸟、兼及书法、篆刻，曾任中国画院副院长。1951年，陈半丁因米粮库4号的“五亩之园”过于张扬而将其卖掉，另买了两处宅院。一处在东新帘子胡同，另一处即在这里。

　　西四北八条9号、11号曾经是燕京造纸厂，为张学良投资创办。其址疑为清代的谦郡王府，始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礼亲王代善的第四子爱新觉罗·瓦克达。顺治三年（1646年）因军功封三等镇国将军，次年，晋镇国公，又一年，晋多罗郡王，加号“谦”，职掌工部而参与政务。根据明代贵族府邸在明亡后往往被清代贵族继承的规律，再早9号与11号，很可能就是明武安侯郑亨的府邸。

　　加强治理，适当扩大保护区范围 

　　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是北京居住文化得以延续且难以仿制的载体，如何对区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进行整顿和治理，更好地发挥这一地区的积极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至少，可以将胡同中不协调的建筑拆除，将曾经活动于此的历史人物的生平轨迹标识出来，比如参与营建北京城的陈珪，可把这个人物作为重点，从而将古人与今人打通，加深今人对北京的认知与理解。

　　进一步，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作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其范围还应适当扩大，向西延伸到白塔寺地区，向南延展到砖塔胡同一带。白塔是大都的地标性建筑，其周围的街巷基本完整，而砖塔胡同则是大都时代唯一保留下来有名称的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其价值，无论对胡同，还是对北京的道路系统与城市布局都是难以绕过的。如果将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保护范围适当扩大，则至少有这样两个好处：

　　其一，胡同保护的范围扩大了。北京现存的胡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胡同已成稀缺资源。保护的胡同数量多了，岂不是一件好事？

　　其二，白塔与砖塔胡同，从元至今，记录有序，将它们纳入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保护范围，既可以增加历史容量，又可以丰富人文内涵，至少可以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大都的核心区域，是保存至今的大都坊巷格局，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并付诸实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