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握正确价值判断，建构中国话语主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文艺发展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明了中国文艺前进的方向，特别是指出了文艺界在思想认识和现实状态上还存在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强烈的思想共鸣。广大文艺家、美术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这些年从组织重大主题、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到推动深入生活，从把握社会传播到努力建设评价体系，整体面貌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起色和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准则，提出文艺应该以中国精神为灵魂的主张，提出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期待，都是重要的学术命题，更是文化、思想的命题。在信息时代、图像时代迅速到来的文化情景中，美术形式语言和形象语言探索还需要加强。以数字为代表的时尚潮流十分迅猛，加上新材料、新媒介、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术创作的“心性”和“手性”。在数字图像的汪洋大海中，文化多元与信息智能加快了图像的传播与复制，也在更广的视域中挑战着传统媒介的艺术价值。在益发尖锐的全球文化碰撞下，中国当代美术的话语意识还不够充分，话语力量还不够强盛，其缘由在于话语主体在核心内涵的建构上未能很好地调整、丰富、更新，这也直接导致我们在言说时无法有效地构成文化对话。无论是以视觉作品为主的无声对话，还是以理论表述为主的语言对话，都面临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思想和视觉方法进行现代转化的课题。如何在文化对话的各种现场能够有丰富的“思想工具箱”，如何定位经过中西交融、碰撞之后而形成的中国文化坐标，如何在多种形态的艺术语言与审美样式中建立有效的话语机制，这些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当代美术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从美术理论建设的角度上，首先要解决好价值判断的问题，这涉及美术的内核问题，也对创作实践产生着作用。一般来说，无论是人的行为目标还是思想维度，实际上都受到价值判断的左右，价值判断是对事物属性与主体需要二者关系所构成的判断，价值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定向和调节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人的自我认知，影响到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文化心理，乃至创作方式。价值判断的共同性、整体性，决定了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方向。从中国美术的现代发生和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有过教训，20世纪初西方美术的涌入导致了当时画坛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否定，在来势汹汹的美术西潮面前，形成了对中国自身传统绘画的认知误区。20世纪80年代又曾一度对现实主义艺术价值有着整体的怀疑，特别对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来说，更是不自觉地在一种整体的价值判断中被裹挟到一种迷茫、被动的状态之中。

　　立足今天美术领域的宏观层面，彰显中国精神、描绘时代新貌、深入人民生活、鼓励艺术创新都成为正面且积极的方向，但在整体的价值判断上还未形成普遍共识，也存在不少误区。在微观层面，图像与观念、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的高下优劣之判，又使得对美术的价值判断掉入过分具体的命题。学术研究固然要多元思辨，但这样的讨论尚未深入到本质问题的讨论，为此，在当下中国美术所处的时代方位、所要表达的时代精神、所要彰显的时代主体这些价值判断上，我们还需要有新的突破与思考。从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个时期占据主导的价值判断、艺术现象会从某个局部、某个维度的合理性变成主宰式的合法性，甚至变成极端式的排他性。例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西方艺术史上对现代艺术的辩护，切割了社会与艺术的联系，认为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再现性艺术缺乏艺术的本体价值，由此他反对社会现实主义，将叙事性绘画视为庸俗，认为艺术只有通过高度可辨识的三维空间的再现而朝向平面性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转变。格林伯格对艺术发展的价值判断导致了抽象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不仅占据上风，还成为一种国际主义的经验和西方艺术风潮，影响力波及中国。再如西方理论家丹托，他从装置作品中看到现成品正在取代艺术的趋势，因此宣告艺术走向终结。事实上，现成品取代手绘、手做、手工仅仅是艺术探索的一个维度，并不意味传统的艺术形式就失去艺术价值。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和随波附和的艺术现象，导致了西方20世纪艺术尤其是战后艺术出现了人的“退场”，从而替代为对物质以及物质属性的强调，整个审美文化中的物化倾向成为了主要潮流，构成了西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演变逻辑。

　　对西方艺术的发展特征，经验可以借鉴，模式不可照搬，在中国情境下的价值判断不能丧失文化的主体意识，更不能以西方文化逻辑为准绳，使我们的话语主体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只有真正在价值判断上拥有更大的共识度，才能从容应对全球艺术的趋势与现状，因此，需要从两个角度来加强正确的价值判断。首先，需要认识到当代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现场，在大变革与大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展现的是文化现实的丰厚度与丰富性，这是中国美术应当把握的时机。诸如在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实践中，“主题”二字固然代表了具体的主题、题材、题目，但中国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更大的主题，社会进步的各种景象、生活现实的丰富多彩、人民奋斗的精神面貌，以及迎向挑战、砥砺前行的中国精神，都是当今美术在表达这个时代时不应缺失的。

　　其次，需要在历史性视野的基础上增强我们在话语建构上的主动意识。一个时代艺术思想观念的深度、高度、广度决定了具体的艺术创作，而艺术所呈现出的精神内涵也是思想观念外化的产物。若要增强主体意识必先具备主动意识，毫无疑问，中国连绵不断的美术传统和艺术精髓是我们文化最为丰厚的积淀。源自西方的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和美术评论的术语、概念、范畴等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们常用的语言工具，进而影响和引导了中国本体思维的建构，因此要形成中国美术新的文化面貌、新的文化气象，需要激活中国传统话语的历史动能，尤其需要用中国的语言阐发和阐释当代中国美术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近期以来，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都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院老教授的重要回信精神，总书记的回信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充分肯定了老一辈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的贡献。回信中总书记强调要“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高度概括了美术教育工作者和美术创作工作者的使命，其中“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就非常凝练地阐述了美术创造应有的责任、修养和能力，也阐明了美术创造所应该追求的目标，那就是“传世之作”。要能够成为传世的作品，必是关怀和表现“世”的内涵，这其中的“世”包括了对世界之格局的观察视野，也包括了对世事之主流的深切体察，更包括了世人之心声的倾听表述。这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引导和坚定着当今中国美术所应秉持的主体信念，从而绘就更多既可以在当代培育人、感染人、凝聚人心、具有美育功能的艺术作品，更能驻留在历史长河中，成为真正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