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前10年，电影理论批评是有过自说自话、顾盼自怜，被市场和受众抛弃之尴尬经历的，教训深刻，实足为诫

　　■影评的明天将取决于批评如何应对发展了的电影业态，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中国电影批评要自立于艺术之林和体现自身价值，根本还是要作用于中国电影，因此，迫切需要曾经“失语”的电影批评振作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电影事业整体发展格局中来，回到本土实践中来

　　■电影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在智媒时代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影像的内容分发和形式表达纷呈，其未来发展充满无限可能性，对它的研究也就不断需要以新的视角切入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像一部过山车，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若以流变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压抑性爆发，鲜花怒放；九十年代中期以降的低落；新世纪以来的螺旋式上升，重归常态。本文之所以把2010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不仅是考虑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落，而且是因为这一年，中国电影借助多年来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加速度，以超出人们想象的方式逆势上升，实现了两个“第一次”：全国故事影片生产总量第一次超过500部，达到526部（上一年为456部）；内地票房第一次超过100亿元（上一年为62.06亿元）。这两个“第一次”创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新高。更为全面的数据表明，中国电影已走出困境，到了收获产业化改革发展红利的新起点。

　　中国电影生产的新发展和新格局，对于电影理论批评的提振作用是显著的。甚至可以说，电影业态发展推着电影批评向前走。正是由于电影发展大势的裹挟，面对新世纪电影工业生产体系建设和亿万观众的殷切期待，借助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技术的快速进步，20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批评一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长达10余年的颓势和沉寂，重返对创作发声、为走向把脉、重理论引导的本位，呈现出立足现实、追踪前沿、整体突进的态势。这一势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新时代的常态。

　　从“失语”到“参与”和“在场”

　　具体说来，这一新的常态的表征，第一体现于校正方位，注重作用于电影实践。

　　理论批评界深刻认识到，影评的明天将取决于批评如何应对发展了的电影业态，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中国电影批评要自立于艺术之林和体现自身价值，根本还是要作用于中国电影，因此，迫切需要曾经“失语”的电影批评振作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电影事业整体发展格局中来，回到本土实践中来。批评家们努力校正批评的方位，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电影的现状和特点，准确反映电影创作的成败得失，不仅成为电影发展的现场参与者，而且力图站在时代的前列，影响与引导创作健康而持续地发展。

　　一个时期以来，《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电影创作》《中国电影报》　等专业报刊相继开辟和推出“本期焦点”“特别策划”“长短辑”“新作热议”等专栏，全面及时地对当下的电影作品和创作现象进行评述，对电影业的体制机制矛盾进行剖析，对电影产业的重大调整发表见解，对电影的未来发展提出期许。比如，2010年对电影产业化与类型化、电影强国与国际竞争力、电影产业与金融对接、WTO与中国电影等的研究，2011年对武侠片与武侠文化、中小成本电影、“80后”电影、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动画学派、纪录片、贺岁片等的解析，2012年对类型片创作、民族题材影片、香港厦语片、“电影新政”等的思考，2013年对当代华语电影、青春片、轻电影、电影商业模式、二三线电影市场、小镇青年等的忖量，2014年对互联网时代影像生产与传播、产业链各环节、电影经济属性、国际视阈和经验以及某些倾向性、苗头性的现象的关注，2015年对电影本体论、艺术电影、电影新力量、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的呼唤，2016年对IP改编、银幕形象创造、二次元、新型主旋律创作、中外合拍大片的探讨，2017年对全新视野、观众的分众分层分需、电影文化自信以及新主流大片的定位与发展的凝视……范围之广，反应之快，切入之深，都超过了以往。可以说，电影生产中每一个新现象，电影业态的每一个新变化，都成为电影理论批评的对象，实实在在体现了理论批评的“参与”和“在场”。

　　带来以人为本的新语境和新视野

　　其次，融入时代，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众所周知，随着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的迅速勃兴与发展，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以来，各类电影论坛和影评博客悄然兴起，并快速攻城掠地。网络媒体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也赋予大众更多的话语权，从而“颠覆了传统影评中的精英话语权威，由高端向平民，由个人向群体转变”。应该说，对这一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起始理论批评界是不够敏感的，甚至可以用“视而不见”“集体抵制”来形容。理论批评的“慢半拍”，自然有对新生事物必然经历的认识过程，更有其思想方法上的障碍。究其根底，还是在于传统“精英文化”对于“草根文化”的睥睨和轻慢。

　　互联网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以人为本的新的语境和视野，而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持续红火多年而生生不息，必有其合理性。对它的冷漠与亲近、鄙视与正视，实际反映了影评人的立场和态度。回溯前10年，电影理论批评是有过自说自话、顾盼自怜，被市场和受众抛弃之尴尬经历的，教训深刻，实足为诫。因此，一旦认识到新媒体影评的合理性、必然性及其不可替代性，批评家们纷纷放下身段，真诚地拥抱网络大众影评（包括建网站、开微博、扫微信）。从理解到关心、支持，进而成立专门委员会，身体力行地开展对话、网上网下进行全方位交流，成为电影批评界的主流。相关的研究专著和理论评论文章也接踵而至。一时，批评家与网民在新媒体上共舞，网下美文与网上奇文齐飞，形成了一道靓丽的景观，使人仿佛又依稀回忆起1980年代大众影评的“惊天大潮”。

　　培育艺术趣味就是在开发健康市场

　　再者，瞩目观众，培育市场和提升自我。

　　电影批评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观众和市场有这样的需求，产业和发展有这样的期待。培育优秀的观众，培养良好的艺术鉴赏趣味，就是在开发一个健康的市场，就是在谋划电影艺术的未来。由是，对于市场和观众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为时下电影批评界诸多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话题。电影类型学、电影工业学、电影市场学以及电影民族学等的探讨，拉近了批评与现实的距离。值得提出的还有电影观众学。专家学者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观众学》《电影与观众论稿》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推进电影观众学的研究，并力图从视觉心理、情绪心理、文化心理、时代风尚以及观影的心理结构、观影的过程描述、观影的反应评价、电影与观众的相互作用、观众的群体与个体的类分及描述等多重角度切入，建构起更加系统科学的观众分层、分需、分众学。

　　这些新的着重对观众和市场相关性进行研究的学科的创立与建设，对于批评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市场的繁荣是带动观众积极性的基础，类型和品牌的培育，让观众多方位地感受到电影的存在感；另一方面，观众的积极性反过来刺激市场的发育成长，推动电影思想质地、文化含量的跟进，达到艺术和商业共赢。记得新世纪初，有研究者“大胆”提出未来“电影产业各环节发展的基本目标”：故事影片产量达到200部，影片投资总额20亿元，票房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影片达到20部，总票房收入达到50亿元（章柏青、贾磊磊著《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在当时，这似乎还是一个斗胆“冒进”的计划，然而不过十几年时间，这些指标即告全面突破。2017年，国产故事片800部，票房总收入559亿元，票房过亿元影片达到92部。《芳华》《战狼2》等风采各异的优秀影片更是将各种年龄层次的观众带进影院，使城市院线观众达到16.2亿人次，打破了观众愈趋低龄化、单一化的魔咒。

　　青年理评力量崛起于电影发展前沿

　　当然，这10年电影理论批评的发展，还离不开造就队伍、培育一代影评新人的举措。

　　新世纪前后，中国电影批评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受到的批评是严厉的，阵地的失守是严重的，队伍的溃散是严酷的。正是这种举足维艰、青黄不接的情状和社会各界近似苛刻的考问，迫使电影批评者们深入思考电影评论队伍的建设和新人的培养。近年来，由于批评界的大力扶持，高校、科研机构的集体发力，青年人的自身奋发，使青年影评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以特有的热情和勇气投身于电影批评事业，频频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对各种理论热点问题提出见解，并形成了一种集团攻势。围绕理论批评的各种论坛、报告、讲座也时有推出，使青年人有了更多亮相和展示才能的空间。而互联网的持续“升温”，让更多的青年影评人如鱼得水，他们不但能够轻松越过门槛畅所欲言，崭露头角，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意见领袖。新人、新力量层出不穷，预示着中国电影文化事业的未来希望。

　　电影理论批评界还不断追踪前沿，争取引领电影未来发展。电影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在智媒时代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影像的内容分发和形式表达纷呈，其未来发展充满无限可能性，对它的研究也就不断需要以新的视角切入。近年来，对二次元、VR技术、电影本体、华语电影、全新视野、电影学派等的深入研讨，既代表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验证了理论的可近性和可亲性。认真梳理一下，个中既有从技术路线入手，探讨电影实时虚拟预演和国际电影制作流程最新的发展趋势，也有从时代转型着眼，锻造更注重“交互式”和“体验感”的电影新美学；既有从电影本体切入，试图给予电影以最新的本体界定，也有从身份认同和国家、性别角度着手，试图对境外制作的中文影片施以主体性的观照；既有主张用全世界通约的语言生动地讲述中国好故事，建构崭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想象的阐述，也有站位在全球化产业格局，提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战略、观念、策略和渠道，将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和资本价值发挥到最大化的见解；　既有对新主旋律、新主流大片思想性、艺术性、策略性的审视，也有对电影文化自信的科学性、实践性、渐进性的强调……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重大理论和热点问题的爬梳和明晰，为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前行开辟了航道，确立了信心。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具有自己的深厚传统和鲜明特点，不尚空言，贴地而行，“理论在形态上往往与影评合流，论评合一，以评带论”。这种实践理性色彩，导致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特别重视艺术直观和整体把握，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也成就了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旺盛生命力，延伸了它的思想理性和艺术感召力。

　　借鉴“他者”视角，批评模式出新

　　面向世界，借鉴“他者”思想成果。中国电影终究是世界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它纳入世界电影的坐标体系，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引入国外的电影理论批评范畴，无疑可以拓宽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视野。中国电影批评模式由单一的政治社会学批评走向多元和丰富，很大程度即得益于“他者”视角的介入。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较多地为欧美电影思潮所吸引，着重翻译介绍了电影叙事批评、后现代主义电影批评、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等理论著作，以后又陆续介绍了电影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意识形态话语批评等西方思潮，那么跨入新世纪10年以后，我们更多地关注电影经济学、电影资本运作、数字化时代的电影走向、产业发展战略、未来影像技术、电影的类型经验与进化，以及跨国跨区域的电影发展等。与此同时，更加注重对于世界电影理论和观念的消化、吸收和运用以及中西批评话语的链接融合，譬如近年对于电影产业学研究、中外电影比较研究、当代国际电影大师作品研究、新锐理论的研究等，连篇累牍，循序渐进，表现了理论的执着，体现了视点的敏捷，沉淀了丰富的成果。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批评界对各国各地区的电影生产生态有像今天这样详尽、及时的跟踪，对当代世界电影大师的创作思想和作品有像现在这样客观、细致的阐释，对各种电影观念思潮有像当下这样冷静、科学的解析。其实，在跟踪、阐释、解析的同时，也在蓄势待发、与时俱进，激励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焕发生机与张力，推动中国向电影强国进发。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